文、图 | 胡西林
旧藏杭州文物商店的明代李梦阳、徐渭、王世贞铭长方形叶池端砚，是一方难得并且富有内涵的砚台。说它难得，是砚上铭文分别出自明代三位重要文人之笔；说它富有内涵，则是因其浓缩了一段明代文学史。
明代李梦阳、徐渭、王世贞铭长方形叶池端砚
杭州文物商店旧藏
“前后七子” 为砚伏笔
在中国文学史上，明代弘治至嘉靖隆庆年间出现的“前后七子”曾活跃文坛数十年。他们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倡导向秦汉盛唐诗文的现实主义传统靠拢，在当时的文坛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所谓“前后七子”又称七子社，是同一宗旨下两个文学社团的合称，因为时代有先后，故分为“前七子”和“后七子”。
明代弘治、正德年间，政治腐败，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思想领域中，程朱理学占统治地位，朝廷以八股取士，读书人为求博功名，整日埋首八股文中不及他顾，为诗为文的主流还是沿袭永乐正统年间主宰文坛长达三四十年的“三杨”（即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位大官僚）所倡导的粉饰太平的台阁体，或是道学家高谈性理的性气诗……这当然严重阻碍了文学的健康发展，引发诸多士夫文人的不满与反对。
一些较有眼光的知识分子迫切要求革新文风，于是李梦阳、何景明振臂结社，聚集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后人称其“前七子”。他们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以拟古对抗台阁体文风。
这一段文学史，为此砚的铭文埋下了“伏笔”。
在前七子的冲击下，台阁体逐渐衰落，但性气诗却仍旧盛行。到了嘉靖、隆庆时期，道学体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它不仅表现在文章与诗歌方面，甚至连绘画乃至瓷器的纹饰上也有相当反映。于是便有李攀龙、王世贞接过“前七子”的旗帜，与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在京城结社立派，史称“后七子”。嘉靖三十二年秋天，李攀龙因为赴顺德任职，京中七子社的事遂由王世贞主盟。
无需讳言，当年前后七子在高擎“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旗，重视学古的同时，也出现了矫枉过正以致片面，摹拟剽窃成风，为时人及后人所指责诟病。但是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警示文学家们不能再闭着眼睛粉饰太平，他们的出现是具有一定现实意义的。
砚因铭文 得以永年
了解过这一背景，我们再来欣赏这方明代李梦阳、徐渭、王世贞铭长方形叶池端砚，解读砚上三家铭文便是一件意蕴深远的事了。
该砚呈长方形，圆形砚堂，叶形砚池，砚背平坦无复手；色紫而深沉，显然因为年代久远抚摸有加，包浆温存古穆；砚上铭文分别铭于砚额与砚侧，如画上题跋，宾主有序，所铭文采理趣互映，字里行间都有营养。
这方端砚上，徐渭的铭文与李梦阳并题砚额，李梦阳铭于砚额右侧。
砚上作铭大致有两类：自铭与他铭。自铭即砚主自作铭文，用今天的形容即原创。他铭情况不一，五花八门。例如清代著名书画家金冬心，喜蓄砚，自谓“百二砚田富翁”，而每得一砚总是把玩再三，待有心得方铭其上，故冬心砚铭不仅文辞隽永，书法亦佳，堪称砚上自铭典范；沈石友乃近代诗人，藏砚大家，他与吴昌硕交往甚密，鸣坚白斋（沈石友斋名）所藏凡砚皆铭，所铭十之七八为吴昌硕撰文手书。这当然是他铭，然而字字原创，铭辞与书法交相辉映，又成近代砚林佳话。至于伪托摹刻之他铭，不言也罢。
那么，这方端砚属于哪种情况呢？先看铭文。
李梦阳铭于砚额右侧，铭语云：“世以眼贵而汝无，此人其瓦砾汝。”铭文朴实，似嗔似责，仿佛喃喃自语。自唐代起，广东肇庆的端石就是古人制砚的上选石材，端石有着丰富的石品（纹理），特别是其中含有天然石核的端石，因石核形色酷似动物的眼睛，称为石眼，宋代以来最受砚家青睐。显然这方端砚没有石眼，不为人贵，李梦阳似嗔似责，就是怪它不长“眼睛”，以至被人当作瓦砾看待。这当然是比喻，但是很恰当。也幸好此砚无眼，要不然李梦阳何以作铭？
其实，端石有眼无眼本是自然现象，经此一铭，点石成金，忽然文化了。砚无眼但是有魂，魂在李梦阳的铭文中，于是无眼胜有眼，文人砚耐人寻味正在于此。这是自铭。
徐渭的铭文与李梦阳并题砚额，是一段韵语：“古人谱，有等伦，无鹆眼，尤所珍，矧（音“审”，此为况且的意思）兹下墨，得水一滴，如雨骤云。田水月。”徐渭一生有号十余，“田水月”为其中之一。古人论砚分门别类，向以等级排次第，而论及端砚，除了坑头、石质以外，有无“石眼”是区分等级的一个重要条件。但是此砚无“眼”，却让徐渭倍加珍爱，因为此砚发墨，“得水一滴，如雨骤云”。
显然，徐渭不是泛泛夸砚，铭的是用砚体会。这也证明他是在对这方砚作了细致观察和性能了解后才写的。此砚在李梦阳之后是否易主徐渭不得而知，他小李梦阳48岁，李梦阳去世，徐渭才9岁。但两家铭文相互紧挨，语意相连，一目了然。故自铭也罢，他铭也罢，徐渭的铭文是针对此砚作的原创，这是毫无疑问的。
再看王世贞铭。王世贞铭于砚左侧，是一篇富蕴哲思的小美文：“墨实攻汝，而汝自如。墨动不足，汝静有余。为汝纳汙（汙为污的异体字），汝既恬然，为汝去垢，汝亦无言，夫是以能永年。”作砚铭贵在识见，三五言语，或叙事，或言情，或说理，总之得有看法，说出点名堂。王世贞先将墨与砚喻为攻守双方，在看似贬墨褒砚的对垒中，其实誉及双方，若无墨攻，何以得知砚之品质？而砚纳汙恬然，为其去垢更无言，多好的品德啊，宠辱不惊，如此当然得以永年！这哪里是赞美砚？分明是赞美人，拟人之法，神乎其技。
王世贞铭于砚左侧，他看似赞砚，实则赞人。
与徐渭铭文一样，虽也无以得知王世贞铭是自铭还是他铭，但是这则铭文为何出自此砚？结合砚首李梦阳铭，再联系前文所述的“前后七子”，铭出此砚似应不争。
王世贞有《弇州山人四部稿》行世，其中《文部》辑有砚、墨、纸、笔铭各一，应该是他所作铭文中最得意的。而当中所辑砚铭，以前只知书中有载，但不知出处，更不知铭于何砚，直至看到这方端砚便一目了然了。王世贞与李梦阳虽有相同的文学观，并分別为“前后七子”之首，但年龄相差53岁，李梦阳去世时，王世贞未及髫龄，年仅4岁。能藉一方端砚作呼应，这应该是王世贞为此砚作铭并且铭出得意的原因。此铭又因为《弇州山人四部稿》辑入《四库全书》而愈加光大，此砚幸甚！
这方端砚上的铭文，浓缩了一段明代文学史。了解过背景再来欣赏它，愈发让人爱不释手，回味无穷。
本文选自
2020年第4期《中国收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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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菁菁 校对：子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