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非神仙，孰能无过？”人类的特征之一就是犯错误，但犯了错误须加以改正才能进步。所以说，“过而能改，即不为过；过而不改，才是真过。”
儒家在处理过失和改过的关系方面，强调改过，并把道德修养过程也看作是改过迁善的条件。孔子说：“丘有幸，苟有过，人必知之。”他承认自己犯有过错，并认为过错被别人所了解是自己的“有幸”。他反对有人对过错采取不承认的态度，“小人之过也必文”，文过饰非，把过错掩盖起来是不对的。他还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于是提出“过则勿惮改”，“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君子不仅要正确对待自己的过错，也要正确对待别人的过错，要容许别人犯错误，对别人过去的错误采取谅解的态度。对此，孔子提出“既往不咎”，即已经过去的事不要责备了，着重看现在和将来的表现。
人的成长是一个过程，好的修养是累积的结果。据载，曾国藩小时候是个不饶人的家伙，9岁时，他寄居于桂花塘欧阳先生家中读书。 有一次，他与欧阳先生的儿子发生口角，欧阳先生偏袒自己的孩子，不分青红皂白便批评曾国藩。曾国藩将此事牢记心底，离开欧阳先生家时，偷偷地把欧阳家的金鱼缸打破，弄得水干鱼死，然后怀着报复取胜的得意心情随父亲回家。 12岁时，曾国藩与伙伴在村子里的神王庙玩耍，不小心将神王像碰倒在地。父亲得知后狠狠地将他训斥一番，还给神王重塑了金身。父亲怕曾国藩闯下更大的祸，决定让他到离家6里的古罗坪读书。曾国藩为此和神王像结了仇，每逢路过神王庙，就把系绳子的竹棍放在神王肩上，气愤地说：“我去读书，你要好好地替我看马。如果马跑了，定不饶你！”
现在我们来看这样两桩事，也许会觉得少年曾国藩天真有趣，但从中却可以得出一个道理：曾国藩从一个调皮男孩成长为懂得爱、善于爱的道德建树者，说明人是可以改变的，大可不必对别人的缺点抓住不放，不可因人家犯了一次错误就一棒子将其打死。
同治三年（1864年），湘军攻占南京，宣告太平天国覆灭。朝廷里的最高统治者自然高兴，他们对湘军将领进行了褒奖，全军上下一片欢腾之际，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李臣典是个血气方刚、作战勇敢的猛将，他第一个冲进城，进城后兽性般抢占了不少女人，因纵欲过度、食春药过量，一天后突然暴毙身亡。 曾国藩闻说后既生气又很伤心，部下出现这种情况，谁的责任？他来到李臣典的床边，见几天前还是一个虎虎生气的战将，转眼却变成了一具尸体，他心里很难受，一边摸着李臣典的额头，一边念着李臣典的名字，泪如雨下。 就在李臣典死后不久，朝廷的赏赐上谕到了，李臣典被封为一等子爵，并赏穿黄马褂，赏戴双眼花翎。曾国藩正在心里念叨李臣典无福享受，叹惜再三时，一个叫朱洪章的人跑来对曾国藩说，第一个冲进金陵城的是自己，不是李臣典。曾国藩听了一震，眉头紧锁起来。第一个冲进金陵城的是李臣典，怎么突然变成了朱洪章？这小子明明是占功！ 曾国藩正要发脾气，这时朱洪章说，六月十六日上午，地道挖好，点火进攻前，九帅（曾国荃）集合各营，讨论由谁为攻城先锋，大家都不敢领命，我出队领下了先锋之命并立了军令状，我率焕字营1500兄弟从城墙缺口冲人，第一个进了金陵。 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李臣典虽未第一个进城，但却是最先打到天王宫，是李臣典经过贿赂起草折子的彭寿颐改动的。曾国藩勃然大怒，喊着要处分人！
曾国藩想想这些年风风雨雨，那么多兄弟舍生忘死地跟着自己，实在不容易，他们性格各异，涵养不同，每个人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毛病，大家聚到一起共事，对于利益的竞争，谁都会犯下或大或小的错误，包括自己曾在衡州为了打串子会，标榜“严治”，不也一时失去理性而错杀无辜吗？为了激励将士们顽强杀敌，建立功勋，他亲授腰刀，承诺谁有功就上折举荐谁！除了少数人，哪个人不想升官发财？对于九死一生的将勇们来说，胜利之后需要的当然是更多的荣誉。如果自己这时候严惩一批，不是冷了他们的心吗？以后作战谁还卖命？曾国藩认为，这件事要慎重处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于是，他还是让李臣典的儿子代领了封赏，并做朱洪章的思想工作，以内部奖励方式安慰他，承诺以后定上折保举。对于徇私舞弊的彭寿颐，曾国藩严厉地批评了他一番，以“下不为例”四字原谅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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