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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愈系家庭破碎文字语录(人生大事父亲的原谅)

治愈系家庭破碎文字语录

人是世界上唯一知道自己会死的物种。

貌似某些动物、在某个时刻、也会有某种对死的预感,比如待宰前的牛、衰老后的象,这时的它们,总要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诗性和神性,但那依旧只来自本能,本能和觉知之间,从不是一回事,诗性和神性,也不过来自人的赋能与投射。

所以,人也就成了世界上唯一会花大量时间和心思,去试图解决死亡问题的生灵。

这份努力,有个逐渐烂大街的学名,叫做“终极关怀”。

道家告诉你修行炼丹、肉身成圣、长生不老,儒家告诉你赶紧立德立功立言、让大家永远记住,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告诉你生来意味着赎罪和受苦、死才是幸福的、死意味着回到上帝或真主身边、回到伊甸园或流奶与蜜的应许之地,佛教则告诉你,死只是被人发明出的概念,只是分别心,其实根本就不存在死——连活都是虚空的幻象,更何况是死。

一言以蔽之:道教许诺不死,儒家许诺死了等于没死,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许诺快乐安详地死,佛教许诺先否定生再否定死然后再否定之否定。

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说:在所有宗教产生的资源中,生命的最终危机——死亡——是最重要的。

但文艺和宗教不同。

文艺固然能瞄着宗教的高度自我升华,可文艺的立足基点,只能是故事和情感。

然后大家都知道,关于死的故事总很凄惨,关于死的情感,总很混乱。

反正,死亡题材永远最难拍。

一不留神,或拍得恐怖了,或拍得虚无了,或拍得恶俗了。

恐怖、虚无、恶俗,还正好耦合咱们的社会里,看待死亡三种最习见的扭曲。

它们分别表现为:“你给我去死”的恶毒诅咒,“反正迟早要死”的自弃躺平,“那谁谁家死人了”的流言快感。

铺垫这些有的没的,只是想表达《人生大事》的文化拓荒意义:殡葬题材在中国内地的破冰。

看了看资料,2019年平遥电影节的创投中,导演自编自导的项目——以华北丧葬文化为故事背景的《上天堂》即有入围,他倒是一直在积累和深耕这个领域。

注意,“殡葬题材”,不是“死亡题材”。

后者太宽泛且模糊:哪个战争片不会尸横遍野啊,多少爱情片里要车祸癌症治不好啊,就连传统主旋律宣传教育,都免不得让英雄模范吐血三升、倒在抗灾抢险现场或黑板讲台一旁。

也就是说,在多数有死亡情节发生的电影里,死亡只是类型叙事的连带后果与必备要素,只是人物命运的一份归宿和交代。

但殡葬不同,殡葬首先是一种职业,既然是职业就有职业逻辑和职业伦理——完全围绕着死亡的处理所展开的逻辑和伦理,就会深度介入和重塑从业者的生活——以死亡的承接与完成为逻辑闭环的生活。

它甚至和医疗题材都不一样,它的价值不是对抗死亡,而是收下死亡。

都知道它原本档期是清明,都知道它因为诸多原因延后到现在,忽然觉得延后也很好,抽离掉清明这特殊日子的加持意味,倒更匹配“死亡是常态和日常”的内在设定,也更匹配“与死亡朝夕相处”的职业剧要义。

抱歉,其实我知道,大多数时候,它根本不像职业剧。

说到殡葬职业的影像峰值,许多人会想起第81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日本的《入殓师》。

但真没谁会把《人生大事》和《入殓师》对标类比,这俩的区隔,比活人死人还大。

非要找样本参数,它倒是更容易让我想起张艺谋的《千里走单骑》和环球的经典动画《神偷奶爸》,虽然它们看起来毫不相干(当然,还有一些旁支联想,比如给活人的古装葬礼那段,分分钟跳到冯小刚的《大腕》)。

前者关乎父与子的对立与和解,关乎两代人之间如何放下心结,还同样有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接续”的背景——拿这个词组安在丧葬业上有点别扭甚至搞笑,但你瞧,这里就是凝聚了形形色色的民间信仰、习惯和忌讳,像民俗学的沉积岩层,到处是破屏而出的中国特色,也因了这中国特色,你不可能指望《人生大事》的美学氛围往《入殓师》那种侘寂和空无上走,它注定是市井、热闹、琐屑、絮叨、七姑八姨、沾亲带故、繁文缛节、陈规陋习的总和(连“莫三妹”这个名字都代表了某种习俗的不可理喻),也注定与鄙夷、嫌弃、不吉利终身相伴为邻,何况,哪怕作为“办白事儿”的,人家都相当不专业,他甚至连个国营殡仪馆工作人员的公家身份都没有,不过混街头跑码头的个体户,一上来就是“拿着纸钱点烟抽、热湿了毛巾先擦自己再捂尸体”的骚操作。

后者则是“日子过到一团糟的单身汉,莫名让一个麻烦的熊孩子掉进自己生活,于是七零八落、手足无措、气急败坏,却又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了牵挂、羁绊,最终,重新理解了什么是责任感”的套但无限管用讨巧的经典模版。

好了,到这里已经梳理明确,一个“不肖子孙终承父业” 一个“鬼精灵拯救咸鱼人生”的母题叠加,才是本片的根基

它的每一次“葬礼相关周边”,都是为“父亲线”和“孩子线”服务的,都是让父子矛盾更激化、让熊孩子更讨厌,或是让父子矛盾开始软化、让熊孩子好像也没那么讨厌。

这么讲,它是不是偏题得厉害呢?

果然,早就说过嘛,一切国产职业戏,骨子里都是感情戏。

好像,也不尽然。

如果把目光再次落到殡葬和死亡上,父亲和熊孩子,其实是负责提供两种维度之意义的。

父亲提供的,是历史伦理:是道统,是“祖师爷立下的”、“干我们这一行”的规矩,是根源与来历,是为啥这种工作也要写笔记做总结,是为啥你干了这种工作、也必须自己看得起自己。

熊孩子提供的,是情感凭依:是越缺爱、越要懂得爱,是越活得自暴自弃、越要学会不抛弃不放弃,是越要好好对死人、就越该好好对活人,是越要想明白死亡、就越该活明白人生,是那句古老的圣人训——未知生,焉知死?

这就是为什么电影不惜以偏离职业剧、杂糅到跑题的代价,也要把这两条线填充进去。

这就像自古以来,越是被列为“贱业”的、遭遇过诸多不公平的、频繁受歧视的行当,越会想尽办法,让自己向着某些更具有道德高度的地方靠拢,比如伦理、比如情感,比如接过历史、比如养大孩子。

这个“向着某些更具有道德高度的地方靠拢”的过程,和从“家属在医院走廊上骂你”到“家属在太平间门口向你鞠躬、店堂里还挂上了锦旗”、从“邻居婚庆店老板娘不让你在门口停车还不让儿子跟你玩”到“邻居婚庆店老板夫妇亲自为你举办婚礼”、从“幼儿园老师暗示你不要让自己的职业影响孩子”到“你能理直气壮地甚至骄傲地参加幼儿园亲子日”的过程,若合符节、亦步亦趋。

你说我是坑死人钱,我说我是在收藏和保留记忆(修复手表、留下外婆的语音特别像一种具象的隐喻实体)。

你说我是封建迷信,我让你看到我那个最重视仪式的父亲,最后竟然亲手消解了仪式,用那么魔幻的、狂欢节式的、充满禅机的行为艺术。

你说我做这个会沾晦气所以家里人不是离婚就是死于非命,我解释我的二哥是用自己的命去换回了一条年轻的命。

你说我是个搞丧事的,我命名自己为“种星星的人”,并让那个愿意喊我爸爸的天使,亲口、亲笔为这个称号加冕。

所有这些,都是面对死亡的不够吉祥和殡葬的不够高大上时,电影为这整个行业加上的一层美颜滤镜框。

恰好,它来临的时刻,整个世界,都沉在浓郁的创伤感和失落当中。

也正因为这一层滤镜需要调动的资源和场面太多,本片才会被形容为“把几十集八点档电视剧浓缩到一集”:后半段肉眼可见的完成度不好、整个节奏都是压缩的,像忙着把所有篇幅放PPT一样赶完,每一翻都缺乏打磨铺垫,靠的全是“生母忽然就来了”这种从天而降的转折,印象里TVB的剧集到最后爱这么干,但这里需要的是属于电影的质感。

其实,这里面有许多值得去浓墨重彩、工笔细刻的东西与场面:

好比那段父子合作的遗体修复,在古老的口诀里,嬗递的真正发生——想想《那山,那人,那狗》中,儿子和爹一起送信是怎样被演绎的。

好比那段为情敌做理容的决定,这是职业伦理需要和情感宣泄需要的直接交锋——我上课常说,职业剧最好看的冲突,就是“我是律师,我的职业伦理要求我必须为辩护对象脱罪,但现在我的辩护对象,恰好是我情感上最憎恨的人”。

再好比,老人的死、孩子的死、活人的死、仇人的死、亲人的死,电影里这依序出现的五场葬礼,其实构成了非常微妙的递进感,这种递进感如果能做得再考究一点,会相当出彩。

最后说一句,小姑娘简直演技爆表,而朱一龙虽谈不上惊艳(导演给了太多特写,这要求太高),但能看出挺用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