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对古代文化感兴趣的朋友，就不能不接触文言文。在接触文言文的过程中，好多朋友都会不由自主地感觉到文言文难学难懂，这是不争的事实。光靠别人的注释翻译总不是长久之计，总有你自己单独解决问题的时候。针对这个难题，该怎么办呢？笔者不揣冒昧，结合自己多年学习文言文的经验，花费数周时间，写下了这篇文章，来与大家交流探讨。文言文有怎样的历史？文言文难学的根源在哪？应该怎样才能学好文言文？希望我这篇文章能给您一个帮助。本文共约11000字。
一、理性认识文言文
文言文是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载体，新编教材中文言文增加篇目是增强文化自信的需要，文言文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众多文化经典都是用文言文写就的，要理解经典最好是去读原文，而原文就是用文言写就的。因此，特别是对于将文言文作为语文学科必考内容的学生而言，文言文不是要不要学的问题，而是必须学好的问题。
文言文是古代汉语言文分离的产物，在古代尽管存在着各地方言的差异（其实现代汉语同样存在着方言的差异），但是只要动笔写字，写成文章，古人都会自觉用文言的行文规则约束。
文言是一种典雅古奥的古代书面语表达方式。这种表达方式脱胎于先秦诸子和史传散文。被后代文人不断模仿，形成一种稳固的表达方式，持续有几千年之久。从维护民族统一的立场出发来看，尤其自秦始皇统一中国推行书同文制度以来，文言文成为维护华夏民族凝聚力有效粘合剂。
我们要认清文言文的本来面目，这种语言的特点是：简洁、典雅。无数古代的知识分子，研读它，使用它，并用它创造了辉煌而灿烂的文化。由于所处社会的文化环境不同，古人比我们使用文言表达的机会和场合要多很多。我们学习文言文之所以遇到障碍，就在于我们已经习惯了言文（口头语和书面语）一致的表达方式，贸然面对一种言文不一的书面时语（遑论书面语，当时的口语我们更是无法知道，没有录音，录像设备啊），我们失去了这篇文章当时的语言背景，当我们用今天的言文一致的书面语去套用时，自然感觉到方枘圆凿，格格难入。
古人使用文言文的场合和机会太频繁，几乎无处不文言。但是我们现代人却很少使用文言文，我们从小已经习惯了言文一致的表达方式。古人在很长的的时间里，事实上也是存在着言文分离的现象。但是只要他们一动笔就有自觉的运用文言文写作。
在这里特别强调的是，为何文言文会深入到古代读书人的骨髓中去？因为老师是这样教的，课本是这样写的。其实，最根本的，在古代官本位的社会中“学而优则仕”，科举考试的存在，就要求你必须写文言文那一套东西，考试要用，必须得用。用白话写作是要被嘲笑的，是不合乎规矩的，可以称之为不可思议。
我们学习文言文在强调文言文和我们所使用的现代汉语有区别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文言文并不是一种新的语言，现代汉语和文言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言文是现代汉语的源头。说白了文言文就是汉语历史文献，是用书面记录的古代历史。
根据一般的观点来说，文言文起初（先秦）时并不是言文分离的，比如《诗经》中的民歌，虽经加工，但毕竟来自于民间，又如《尚书》中有很多诰、训、誓之类的文体，多为帝王的话语，应是实录。再如《论语》是孔子的语录，也应该是孔子本人的口语。这种文言文传统一致被历代文人执着的保存下来，没有人提出异议。
直至清末，西风渐至，民主思想的传播使民智逐步开化，我手写我心的观念逐步在知识分子间流传开来，过去不登大雅之堂的白话慢慢为世人所接受。在这上面，五四新文化运动功不可没，其中就有白话文运动这一项。通过这些进步的知识分子的大力呼吁及亲自参与创作推动，过去被视为引车卖浆之流的鄙俗之语即白话堂而皇之的登上文学殿堂。这时的文言文甚至一度被视为封建落后的代表，就如同汉字一样被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唾弃并改造。鲁迅就曾说过：方块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关于新文字》）
所谓矫枉过正，当事我们国家处于积贫积弱的局面，这些先进的知识分子急于学习西方列强，复兴祖国，向传统文化开刀在所难免，那作为传统士大夫文化载体的文言文自然会受到冲击。但是，随着国家进步、社会昌明，我们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时，一方面认识到感觉这种对传统文化的大批判，进而对文言文的改造，是大势所趋，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但同时我们也要客观的看到，在增强民族自豪感、文化自信心的今天，我们要从传统文化汲取营养，阅读古人的经典，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时，我们却困惑了，迷茫了，因为这种语言的继承被割裂而造成的断层，一时难以弥合，我们读起古书来就会感觉力不从心，有劲使不上。如果光读别人的翻译作品，就可能会人云亦云，因为没有自己的切身体会，甚而受到误导。
二、古书的确难读学过文言的同学都有切身体会，一种感觉是明明认得这个字，就是读不明白这句话的含义。我们在这里举个例子：扶辇下除，触柱折辕。（《苏武传》这里“除”字作何解？除本义为：宫殿的台阶。下除：就是下宫殿的台阶。还是这个除在《陈情表》里有“除臣洗马”的句子，这里的除是授予官职。
还有一种就是字形过于生僻，不认得，更不用说明白意思了。比如《陈情表》中有“门衰祚薄”，句中“祚”比较生僻，意为福气。“迨诸父异爨”（《项脊轩志》），这句“迨”意为等到，“爨“意思是做饭，两个字都比较生僻。
再有一种情况是字本身认识，也知道意思，就是在表达的时候（也就是由词成句），一直感觉都不合适。
其实，文言文难懂也不是新话题，博学如大师王国维也坦承，《诗经》两到三成的篇章词义自己也搞不懂。早期的传统文献，都比较难懂，要不也不会历代都有学者对其加注解释，疏通章句，形成了中国语文的阐释学传统，也就有了训诂学这门学问。你看《尚书》中的文字佶屈聱牙，周诰殷盘，如果不看人的注释，恍如天书。古人用古语写书本无可厚非，由于年代久远，时空的隔膜使死去的语言很难复活，可以理解。除了历史久远造成的隔阂外，这也是刻意仿古造成的结果。
这里我想举出一个清代文学家张惠言《望江南花并序》序中的一句话来说明这个问题。序中有这样一句话：庭有小草，宵聂昼炕。后四字不知所云。原来这话出自《尔雅·释木》：守宫槐，叶昼聂宵炕。郭璞注：槐叶昼日聂合而夜炕布者，名为守宫槐。就是说这种槐树的叶子白天收拢，夜晚张开。邢昺作疏：聂，合也。炕，张也。这就明白了，聂：合拢。炕：张开。如果不熟悉尔雅，没有这番考证，意思是很难弄明白的。
鲁迅先生对此有过深刻的体会，并给以辛辣的嘲讽。对这种刻意求古，制造理解困难的做法很是反感。举例说：像秦始皇焚书是大家熟知的一个历史典故，可有人就写作政俶燔典。啥意思，政就是嬴政，秦始皇。俶是开始。燔是焚烧。典是典籍，就是书。这种行文方式毫无新意，搞文字游戏，让人反感。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古代汉字数量有6万5千多之巨（据《汉语大字典》），其中生僻字、异体字非常多，好多已经成为历史词，现在不使用了。当然其中的一些还是有其现实意义的。这体现在：一方面旧词可以新用，将新的意义赋予旧词，使旧词重新焕发生机。另一方面，可以让一些旧词的意义，重新被人们发掘，填补意义的空白。前一段央视举办汉字听写大会，就焐热了一批冰封的汉字。使我们重新认识到了汉字超强的表达能力。这么多的汉字，穷其一生我们也不可能全部认完。
古代汉语文献从一开始时就有行文简略的特点，当然这也是由于汉字当时数量过少，书写不便，只记录大事的实际情况决定的。这可以从传世的甲骨文看出来，后世文言文继承了这一特色，始终保持了简洁含蓄的表达风格。这种风格为中国诗歌的过早成熟，以及形成蔚为壮观的诗歌国度具有决定性意义。说白了就是由汉字单音节特点，可自由组合，突破语法限制，在有限的时空中，给人以无限遐想，营造意境之美。
但任何事情都有其两面性，方块字的自由组合，给了创作者极大发挥的空间。但也给阅读者带来了巨大的困惑。因为作者在创作时，总归是要表达一个特定的意思，他的这句话是依托于特定的某个环境的。换句话说，是有感而发。但是，随着时空的流转，作品到了后人手里，由于创作时特定的那一语境已不复存在，很可能就有很多不同的解释。这种解释可以说，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现代语言学泰斗王力先生就指出，在阅读古代文章时，对于书中的词句的解释列出几种观点，认为也说得通的观点是很荒唐的，作者在当初表达的不可能是同时是几种意思，既是这，又是那！所以，面对阐释古代文献时的争议，最好不要说亦通，可以罗列出来让读者去判断，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学习文言文经常面对的问题，就是一词多义，一个字有很多词义。这些词义关系错综复杂复，随着历史的发展有所增减，掌握这些生疏多变的词义，需要有一个积累的过程，这决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没有一定的文言篇幅作为积淀，阅读古代文献时就会感到寸步难行。换句话说，词义掌握的广度和准确度，直接决定着我们对文献的解读是否顺畅，是否准确。
文言难懂，还有两个隐藏性的因素。一是文言原本是无标点的，也就是白文。我们在文言文中看到的现代标点是后人整理理添加的。现代标点符号的起源也不过五百年左右的时间，而在中国则发轫于20世纪初，也不过是二百年左右，由新文化运动而通行于全国。
古代对文章断句加标点是一门学问，是阅读必备的基本功，如果不能正确对文章断句，是无法理解其内容的。这种标点在古代称为句读，形式非常简单。就有一个小顿号“、”代表句中的停顿。一个圈句号“。”，代表句尾的停顿。《三字经》中说：凡训蒙，须讲究，详训诂，明句读。唐代韩愈在《师说》中也提到：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在更早的文献《礼记·学记》中就有“一年视离经辨志”的说法，“离经辨志”就是离析（断句），明白作者的意思。
对于中学生阅读的文言文而言，尤其是课文，都是经过编校者加了标点的，不存在加标点断句的问题。需要注意的是，在高考文言文阅读中有文言断句题目，但这种题目是只给一篇文言文中的某个句子断句，其他内容是已经加过了标点的。另外，是以选择题的形式，停顿处以斜杠出现，并没有具体标点符号的区分。所以，整个难度并不大。标点符号本来是发行商为了便利读者，扩大书籍的售卖量产生的。古代齐全的标点符号很少出现，究其原因，可能是是书写的介质如：竹木、丝帛制品难以制作或价格昂贵，标点符号的出现占用了书写时有限的位置，也会破快汉字方块字组合的布局，所以就不用标点符号了。
还有就是通假字的问题。经常看到对文言文的注释标注中对同通二字不分，一律用通，当成通假字处理，这是不恰当的。比如：蚤可以通早，但是说反通返，禽通擒，景通影这些通假就不适合，事实上他们应该是一对古今字。简单的说，通假字是共时的关系，古今字是历时的关系，二者是有明显区别。但说实在话要区分开他们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处于简化的目的将两者混为一谈不恰当。
在2017年高考翻译题中，第一道题目中出现了一个锡字，其实它是个通假字，应该通赐。探究通假字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秦始皇焚书坑儒，造成中国文化的断层，秦亡后为接续这个文化传统，就把秦时的那些如今已经年老知识分子重新请过来，把经书的内容口授给当时的儒生。在这个转述的过程中，也就是由口语到书面到书面的过程中，因为方言、口齿不清等原因可能会造成误记，是通假字出现的重要原因。
另外，我们平时去超市商店，会看到鸡旦、蒜苔这种写法。我们都知道，其实正确的写法是：鸡蛋、蒜薹。为什么这样写，就是为了图省事，并不影响大家的理解。其实这旦与苔也就是通假字。
再有一种原因是陆德明在《经典释文·序录》中所说：仓卒无字，或以音类比方假借为之，趣于近而已。说白了就相当于写作文时突然忘了某个字的写法，就临时找个同音字替代，再不济还有用拼音的就是这个意思。
通假字的出现，有时本身就是一种错误的曲解。有时却是有意为之。通假字，或者说写了别字，对于使用者而言只要他自己明白就行。的确一部分通行的通假写法是为大家所公认的，并不理解别人的理解。但是如果通假字过于偏僻就不好理解了，就造成了阅读障碍。比如说在《庄子·至乐》中“柳生于肘”。柳树怎么会生长在手肘上呢？其实，柳通瘤，这是个比较冷僻的通假用法。
最后，我们也要看到历代文人出于仿古的目的，刻意使用通假字，也是文言文中通假字屡见不鲜的重要原因。
自汉代经师注经以来，很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破除古文中的通假字，还古书以本来的面目。到了清儒，古文字学之学蔚为大观。这些大儒运用以通假破读古音的方法取得巨大成就，文献中的通假字几乎被搜罗殆尽了。
课文中的通假字在一般会在注释中提出，对于中学生而言，更多的是需要一些识记汇总的功夫。但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如果一旦某字的各种义项放在句中无法讲通时，就要考虑这个字是不是通假字了。
以上几种因素叠加在一起，其结果就是文言文难读难懂。面对这种窘境我们也不必因畏惧而裹足不前，这样我们如同进了宝山却空手而回，轻易放弃就太可惜了。我们必须看到文言文再难，她毕竟是汉语，确切的说是古代汉语，他与现代汉语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文言文并不是一门新的我们从未接触过的语言，我们不必将其视为洪水猛兽，避而不见。另外，客观的说，对于中学生而言，在初高中学习的都是较为浅易的文言文，真正难懂的古文是留给专家学者的，或者说是留给历史的。
三、把握文言词汇很重要读不懂文言的原因有很多，上一节有具体的分析。但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词汇问题，我们准备放到这一章来详细的剖析说明。
在语言的三要素：语音、词汇、语法中，词汇的变化是最大的。我们都有这样的感觉，文言文中的相当数量的词语与现代汉语的字形并无二致，但意思却并不一样。这种差别，有些是细微的，有些是巨大的，这正是古今词义的或大或小的差异阻碍了我们去理解文言文句子。当我们仍旧以其现在的常用义去理解时，结果往往是错误的。比如：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滕王阁序》）这里的穷，并不是贫穷，更多是志向不得实现的窘迫。
2018年高考全国1卷诗歌鉴赏题选取的是李贺的《野歌》，其中有一句：男儿屈穷心不穷。选择题的B项是：诗人虽不得不接受生活贫穷的命运，但意志并未消沉，气概仍然豪迈。此项是错误的，原因就是要搞清楚古代贫和穷这两个词语的区别。
在这里还想举出一个例子：夫今樊将军，秦王购之千金。（《荆轲刺秦王》）句中“购”并非购买意，而是重金悬赏。
课本中文言文篇目下，密密麻麻的课下注释就是为了让学生关注古今词义的不同，这些词义或多或少都与现代汉语的常用义有所差别。如果一致的话，也就不必注出了。
但这并不是问题的核心所在。当我们打开《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进行对比时，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在单字下罗列了一些义项，这些义项一般是两字。而含有此字的双音节词条非常罕见。但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我们看到单字的每个义项下，一般字数较多，很多超过了双音节（两字）。下面罗列了大量的双音节词条。换句话说，《现代汉语词典》解释的是《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的义项。经过此番对比，你是不是有些不一样的感想呢？
我们发现：古汉语词汇是以单音节字为主要词汇单位，而现代汉语是以双音节为主要构词单位。我们一看到现代汉语习惯表达的句子，马上能明白其中的意思。文言文就不行，尽管可以认识每个字，但常常并不能直接明白句子所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就是因为这其中从文言文转换为现代文，牵涉到单双音节转换的问题。在阅读时，头脑要保持这种对译状态，如果无法对译或对译错了，自然也就读不懂了。
我们不禁要问，为何古今汉语存在这单双音节的转变呢？一方面这是汉语适应自身表达习惯的结果，我们知道汉语有个特点就是同音字非常多，如果与英语进行对比的话非常明显。就拿一个ji音节来说，我翻开词典统计了一下有近150个汉字。实际上，汉语有音节400多个，加上四声的区别，共有1200多个音节。我们试用汉字的65000之巨除以这1200，每个汉字平均要分担54个汉字。
如此巨大数量的同音字，容易造成歧义，正是为了汉字单音节词同音字太多的误区，汉语进行了自身的调整，一方面运用声调来区别意思，妈麻马骂。另一方面就是构成双音节词，这样就会大大减少一词多义现象的出现，使我们省去的了由单转双的过程，直接读懂句子意思。另外就是，在新文化运动中，由于外国传教士传教的需要，19世纪中叶开始，开始用民众的口语去翻译《圣经》，采取的是西方语法，于是中国开始出现了欧化的现代汉语色彩的句子，其中重要表现就是双音节词汇的大量出现。
接下来，我们必须纠正一个我们常常忽略的问题，那就是字词的区别。平时，我们常常字词连用，并没有感觉它们二者有什么不同。当我们回到文言文中时，却发现两者概念并不一致，字往往对应了好多词，是一对多的情况，真正一个字代表一个词（单一义项）的情况并不多。这些字到发展到现代汉语，一些仍然可以独立使用，如大，人，问，树，笑，事，河，风等。有些只能成为词素存在现代汉语的词汇中，并不能单独使用如：悲，菌，友，文，趋，憩等，有些则需改换，如曰、懿、甍、坳、焉、岫、樽、渚。
说到这里，我们应该明白，文言文难懂的关键所在很重要的就是在于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使用的基本词汇构成形式不同，前一个是以单音节为主，后一个是以双音节为主。
我们再进一步往深处思考，当面对一个生疏的文言句子时，要完成由单音节到双音节的转变，这里面必须要经过这样几个过程。
我们先说词义问题，这个是我们开始翻译前的储备，没有这个储备我们是无法进行翻译的。
首先需要提出的就是要掌握单字的各个义项。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一词多义，这是我们翻译句子的基础。如果我们漏掉了某个义项，而恰好句中又用到的话，那就肯定会影响我们对句子的整体理解。我们听课做练习一定要巩固扩大自己的实词积累面，争取全面掌握各词汇的义项，尤其是注意一些古有今无以及古今差异较大的义项解释，综合高考的要求，恐怕要掌握500个常见的实词含义才能过关。
我在这里只举出一个坐的例子。
以收抚膺坐长叹。（李白《蜀道难》）
停车坐爱枫林晚。（杜牧《山行》）
何坐，坐盗。（《晏子使楚》）
这里坐，分别解释作：白白的，因为，犯了……罪，如果没有实词积累，只知道坐的常见义是无法理解整个句子的。
其次是处理好字典义与临时义的关系。字典义是字典上收录的常见义项。但是文句多变，词汇复杂，再全的字典也不可能包罗一个字的所有义项。因为一旦这个字进入到句子中时，它的含义是灵活多变的。这就是我们在探究文言句子的翻译问题时，一方面会看到某字的单字的注释和他在句子中的翻译并不一致。同时，也看到当我们去找这种句子中的单字解释时，在字典中是找不到的，原因就是如此。
所以，我们必须有随文释义的能力，不要拘泥与字典义。这里我们可以举出一个简单的例子，苏轼《赤壁赋》中有“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这里“得”就应该译为听见，不要翻译成“得到”。“遇”就应该译为“看到”，不要翻译成“遇见”。
第二是处理好单字各义项之间的关系。我们识记文言词汇的各义项时，不要零碎的一盘散沙似的记忆，而是要理顺词义的关系，同时做到词不离句，以句带词，把词汇放到具体的语句中来理解。我们知道词义一般可分为本义和引申义，引申义是由本义得来。本义与引申义，引申义与引申义之间一般都有或近或远的联系。我们在识记时就是要理清他们之间的关系。
比如拿“兵”字来说，兵古代的本义是兵器。如：斩木为兵，揭竿而起，天下云集响应。（贾谊《过秦论》）由兵器引申为拿兵器的人就是士兵，由士兵会组成军队，有了军队自然有战争，有战争就有军事。这样，由兵器的本义出发，引申就有了士兵、军队、战争、军事等义项。
当然，引申并非是直线式的。也可能是发散式的。如望本义是登高远望。因为月亮十五日日月相望，引申为望日。由远望引申为看，再引申为看到别人的影响即声望。由远望还可引申为盼望，如果盼望得不到实现，就会怨望。远望是朝向某个方向，故引申为朝、向义，为便于理解大家可参考一下我制作的思维导图。
第三是处理好连绵词与合成词之间复杂的关系。我们要注意区分连绵词词和合成词。不要把连绵词当作合成词翻译，连绵词从形式上是两个字，但它只能合起来表达一个意思，如果单独对连绵词的两个字同时进行翻译就错了。
比如：犹豫，一种理解就说这个犹是小狗，好豫（预先）在人前跑，等不到人，就跑回来。如此反复，就是犹豫。更有甚者，把犹豫分别解释成两种动物，这两种动物都进退多疑，故称犹豫。其实，这都是错误的。
原因就是把不应拆开解释的连绵词逐字作了解释。连绵词重在字音，不在字形，往往有好多种不同写法，如犹豫在古书中写作犹与、尤与、由与、容与、犹夷等多种形式，如果都要逐字解释岂不荒唐。又比如“望洋兴叹”，望洋不是望着海洋，而是连绵词，意思是抬头远望的样子。
在理解合成词时，我们要注意其中的偏义复合词这一类型，偏义复词的概念是在高中课本《孔雀东南飞》一课中提出，比如“便可白公姥”“昼夜勤作息”中的“公姥”“作息”就是偏义复词，偏在“姥”和“作”上了。另一个字是只作为陪衬出现的，没有什么什么实际意义。
四、准确翻译文言句子下面我们再说句子层面的理解，即使我们知道了句中每一个字的确切含义，也可能理解不对整个句子的含义。为什么？其实，当我们面对一个字的诸多义项时，有一个选择的问题。换句话说，我们读一个文言句子，不是先去确定一个字的含义，而是先要通读这个句子，在基本把握句子整体意义的基础上，然后筛选出该字众多义项中的某一项来。为了便于理解，我们这里用个思维导图表示一下：
如此说来，我们是不是就有一种感觉，文言文的翻译，其实如同一个猜谜的过程，强调的是一种意会。就好比某人弹琴，铮铮淙淙也不知道弹的是什么，反正是一首曲子。真正懂这首曲子的人，自然能通过琴弦的振动产生的共鸣领悟曲子的真正含义。
我们再往深层次说，要理解这个文言句子就需要调动我们的知识背景，复原作者说（写）这句话的语境，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换句话，我们先得有前翻译能力。比如，王勃《滕王阁序》中有：舍簪笏于百龄。这个句子中有簪笏一词，如果没有古代文化常识，就不好翻译。这里簪笏是古代做官的人的标准装束，因此用来借指功名利禄。
过去，我们讲“人生七十古来稀”，这百龄就指的是人的一生。所以整句的意思是：舍弃我一生的功名利禄。你就不能翻译成，丢掉我的簪子和笏板。
这里我想再引用一段话：（陈峤）幼好学，弱冠能文，僖宗光启三年进士，释褐京兆尹，后归闽。就在这一句话中，牵涉到很多古代的文化知识背景，比如年龄：弱冠。科举：进士。年号：光启。官职：释褐、京兆尹。单拿其中的释褐，从字面意思来说，就是放掉褐色，这显然不通。
我们再来看褐字，注意是个衣字旁，也就是说与衣服有关。《诗经·豳风·七月》中就有“无衣无褐，何以卒岁”的句子。褐，就是古代的粗麻布衣服。《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就有：乃使从者衣褐，怀其璧。褐是平民百姓的日常着装。《道德经》中说，圣人披褐而怀玉，就是说不注重着装，而看重自身的修养。结合上述论述，释褐就是脱掉平民的着装，换为官服，也就是开始做官之意。和“下车”一词，说法不同，表示的意思是一样的。
从前面所举例子来看，古人在叙述过程中为了形象，典雅，含蓄，常常也会使用一些修辞，诸如：比喻，借代，夸张，用典等。我们来看王勃《滕王阁序》里“目吴会于云间，望长安于日下”一句，后半句可以理解为，王勃渴望回到长安，再得重用之意，但前半句究竟是什么意思。写吴会干什么？吴会在江苏，滕王阁在江西，王勃就是往东北方向望？有何深意？
其实这里有一则典故，在《世说新语·排调》里的故事。当时陆机陆云兄弟从吴郡华亭到洛阳谋职，因为无人引荐苦恼不已。无奈找到了当时文坛领袖张华。张华就好奖掖后进，喜欢有才华的年轻人。
当初，左思的《三都赋》写成后，就是张华给写序出得名。见面之后，张华非常欣赏二陆的才华。一次，张华把同样是才子的河南颍州人荀隐引见给路云。二人见面后，在张华的要求下，就有一番华丽的谜之对决。
陆云开口道：云间陆云龙。荀隐对：日下荀鸣鹤。我们来分析这句话：陆云，字士龙。他的话化用《易经》“云从龙，风从虎”之意。由这句话还引申出了吴郡即上海的别称：云间。荀隐，字鸣鹤。因为颖州离京城近，日为天子，意思是自己住近天子之都。《易经》上有“鹤鸣在阴”，这个鹤鸣，暗含一个隐字，这种巧妙的说法比陆云要高出一筹。由此我们再回到上文王勃那句话，就会明白，他实际上是以陆云自比的。
日下还应和另一个典故有关。《世说新语·夙惠》中有个故事，说是晋明帝司马绍小时候听晋元帝问长安的消息，元帝流泪。司马绍就问明帝原因，元帝讲了衣冠东渡的事。元帝就问长安和太阳那个远。司马绍回答：太阳远，因为没有人听说过从太阳那里来。过了两天，元帝又询问司马绍长安和太阳那个远，司马绍答：太阳近。元帝惊讶他前后回答不一致，司马绍回答：抬头可以看见太阳，可是看不见长安。后来人们就用“日近长安远”这个典故比喻向往帝都而不得。暗喻功名事业不遂，希望和理想不能实现。
王勃表面写自己站在滕王阁上，可南望吴会，北望长安。但是他因罪失去仕进机会，政治前途无望，纵有才华终难重用，想回到长安为官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当我们解决了字词的问题后，其实还有一步也十分关键，直接影响着翻译的准确度及是否顺畅，那就是句的问题。因为在某些情况下，即使我们掌握了每个单字的意思，也未必能组成一句顺畅的话。我们得将前面涉及到文言句子翻译的步骤图，做一增补。应该是这样：
在句子层面，尤其是以下几个个方面的事项需要注意，
一是注意增补内容。因为文言文行文很简略，如果不补充一些内容，会使人不知所云。
二是措辞一定要紧扣句意，做适当的变通。如比：彼将奚适也。（《逍遥游》）这里的适，最好翻译成：飞到。因为文中指的是大鹏鸟，不要简单的照字面义译为往、到。
三是注意句序调整，特别注意状语后置句和宾语前置的句子，这些必须调整，如果不调整，就不符合现代汉语表达习惯。尽管意思明白，但形式是错误的。
四是注意关联词，把握句与句之间的逻辑关系。文言文中的关联词与现代汉语不一样，要注意对应翻译。有时，还需要补充加入关联词语。比如：微夫人之力不及此。（《烛之武退秦师》微，意为没有。但翻译时整个句子就要加“如果”两个字。因为这是个表假设关系的紧缩复句。我们可以使用关联词“如果……就”来翻译。
五、这样采取应对策略通过我上文的阐述，文言文何以难解，想必大家已经很清楚了。针对这些难点，我们可以制定如下对策：
一是多读文言文，可以从篇幅短比较简单的入手，积累阅读文言文的基本语感。我们在这里推荐《古文观止》，一定要买好的注译本。
二是认真积累一词多义，特别是对一些常见词的古今异义，要重点记忆，做到全面掌握各个义项。在记忆时避免机械死记，要抓住本义与引申义之间的关系，做到词不离句。
三是了解基本的汉语语法。
1.理解语法成分的位置及作用，能分析文言句子成分之间的关系，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
2.准确把握词类活用。在现代汉语中也有词类活用，但是在文言文中更常见。需要注意的是词类活用不仅仅是词的问题，实际是涉及到句子层面的。比如名词作动词的说法，一般情况下，句子中应该有个动词。但是如果是名词作状语，说法就不太正确，就是把词的用法和句子成分混淆起来了。3.注意特殊的谓语和宾语的关系，这种关系从句子本身是看不出来的。一般可分为使动用法，意动用法，为动用法等几个类型。
四是了解古代文化常识，了解一些常见的古代人物及典故，熟悉古人生活的背景，也要注意古人修辞手法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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