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郡县制作为我国至今仍然不变的地方行政制度，开创了大一统局面；那么科举制作为历代选拔人才的选官制度，为大一统提供了制度保障。
“自隋罢外选，招天下之人，聚于京师，春还秋住，乌聚云合。”
大业二年，隋炀帝建进士科，奠定科举制度，打破了门阀士族对政治资源的垄断，撕开了阶层固化的裂口，打通了底层人士的上升渠道，促进了社会阶层的合理流动，推动了豪族社会向平民社会的过渡。
欲了解开创科举制的意义，必先了解古代选官制度演变过程。
夏商周时期，官员是生出来的，考验的是投胎技术。投胎在贵族家庭，只要不傻就是官；生在普通人家，等同于没有机会。
后世称此时的政治制度为贵族政治，它是建立在分封制和“世卿世禄”制基础之上的。天子分封的土地、爵位世代相传，各诸侯在封地内几乎拥有完全主权。
春秋战国时代，官员基本还是靠生，一小部分是靠才能上位。在战争频发的年代，中央需要集中全力，对外作战，此时的分权制（分封制）明显跟不上时代节拍，郡县制渐渐崛起。
同时，乱世需要真正的人才治国理政，任命制逐渐取代世袭制。
分封制和世袭制的衰落导致了贵族政治的衰落。此时，官员大部分还是贵族（起码是没落贵族）担任。不过，一条普通人上升的途径已悄然打开。
夏商周时期（含春秋前期），“国人当兵，野人不当兵”，平民想上阵杀敌，对不起先看户口本，不是贵族都没机会；春秋后期，对兵员的需求不断加进，平民才有了上升通道，靠军功改变命运。
秦汉以后，郡县制成为了主流，这种体制追求权力集中和行政效率，其势在合，其结果是中央集权，官僚取代贵族，官僚政治取代贵族政治。
秦汉至隋唐，平民相对春秋战国有了更多的上升机会，但事物的发展是螺旋式的上升和波浪式的前进，贵族政治并未直接演变成普通人也可以参与的政治制度，而是异化成了豪门世族维护自身利益，固化阶层结构，阻塞普通人上升渠道的门阀政治。
西汉初期，国家初定，百废待兴，一些官僚、商人、地主等群体站在经济高速发展的风口，积累了原始经济资本。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铁制工具普遍使用,牛耕技术推广,出现了“二牛抬杠”的耕作方式。
经济学定律告诉我们，生产效率的提高会增加单位时间里的使用价值和价值量。
先富起来的人利用“二牛抬杠”这种先进生产方式，进一步拉大了与普通人的经济差距，并通过各种方式兼并土地，扩大生产规模，获取更多经济资本。
历史学家柳春藩通过研究《汉书》《居延汉简》，得出一个结论，在西汉的经济条件下，一般家庭是配备不起“二牛抬杠”所需的生产农具的。
汉武帝“独尊儒术”后，经学成为取士的来源。此时造纸术、印刷术还未出现，竹简或者手抄本的书籍相当昂贵。
因此，只有有钱人家才读得起书。有钱一族利用经济资本，开始培养子弟世代读书，成为累世经学，最终形成了经学世家，积累了强大的文化资本。
汉代设立察举制，是为了解决当时的官员主要由王公贵族、功勋大臣、外戚等子弟担任，很难选拔出真正人才的问题。
这种制度是自下而上，由地方官员向上推荐人才，不过也是要考试的。
察举制实施的初期，确实为汉王朝选拔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人才。
但问题也随之产生，读不起书的孩子很难获得平等机会，推荐的方式又没有统一标准，逐渐导致了任人唯亲的结果。
西汉中后期的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高级官员可以获得大量土地；地主、商人的势力也逐渐成长起来，乐意用经济换取政治地位。
这些官员、地主、商人等家族通过政治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获得了更多的政治势力；同时，通过家族联姻，形成了更加稳固的既得利益体。
土地兼并造成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变成了世家大族的依附民，为了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逃税避税（隐匿人口），世家大族建立了坞堡。
这种坞堡相当牛叉，大一点的甚至占地千顷，集军事组织、经济组织、临时性行政组织于一体，这三种功能使它变成了割据单元，迫使朝廷不得不向豪族做出妥协。
到东汉年间，出现了官僚世家、豪强世家、文化世家，三种世家不断互相转化、合一，成为集三种世家于一体的具有特殊地位的豪门世族，他们把持着社会主要资源，逐渐形成了累世公卿。
汝南袁氏（袁绍家族）、弘农杨氏（杨修家族）都是号称四世三公，累叶载德、继踵宰相的世家大族。
魏晋南北朝，为了化解选任官员被豪门世族把持的局面，推出了“九品中正制”，由朝廷设立大小中正（组织部长），直接选任官员，避免中间商赚差价。
但当时豪族势力已经非常强大，九品中正制虽有效果，但仍然难逃察举制的命运，变成了不中不正，异化为了门阀政治。“王与马，共天下”直接说明了当时门阀势力的强大。
门阀们在政治上垄断了官员的选拔，在经济上控制了大量人口和土地，在文化上又垄断了教育，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格局。
从历史的演化中不难看出，和平时期，平民想要获得上升渠道有多难，即便可以进入官僚体系，也很难成为高级官员。
科举制基于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把读书、考试与做官紧密联系起来，打破了门阀士族对政治资源的垄断，扩大了人才选拔的基数，平民通过自身天赋和努力，也可以改变命运。
科举制还把儒家思想全面推进到社会各层面，强化了读书尚文的文化传统，推动了普通民众对教育的重视，培育与维系了中国传统文化，造就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独特的人格特点。
他们把参与国家政治活动看作个人的使命和责任，并以“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的崇高目标，逐渐形成了知识分子心忧天下、以天下己任的历史使命感。
出现于东汉的造纸术、唐朝的雕版印刷、北宋的活字印刷，直接拉低了书籍成本，让更多人可以读得起书，由此持续了一千多年的豪族社会彻底完结，平民社会渐渐形成。
科举制，诞生隋朝，成长于唐朝，完善于宋代，终止于光绪时期。虽然后人对科举制有很多诟病，但国学大师严复在《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的演说中说：“不佞尝谓此事乃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古者之废封建，开阡陌。造因如此，结果如何，非吾辈浅学微识者所敢妄道。”
废除五年后，曾以废除它而自豪的梁启超转而称赞“此法实我先民千年前一大发明”，他甚至主张恢复科举：“吾故悍然曰：复科举便。”
钱穆先生有三段评论: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直到晚清，西方人还知采用此制度弥补他们政党选举之偏陷，而我们却对以往考试制度在历史上有过一千年以上根底的，一口气吐弃了，不再重视，抑且不再留丝毫顾惜之余地。
《中国历史上之考试制度》:清末人却一意想变法,把此制度也连根拔去。民国以来,政府用人,便全无标准,人事奔竞,派系倾轧,结党营私,偏枯偏荣,种种病象,指不胜屈。
《国史新论》:不可说不是我们把历史看轻了，认为以前一切要不得，才聚九州铁铸成大错。考试制度之废弃，仅其一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