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著名将领关羽，在其去世后，逐渐被后人神化，一直是历来民间祭祀的对象，被尊称为“关公”；又经历代朝廷褒封，清代被光绪帝奉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显威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崇为“武圣”，与“文圣”孔子齐名。“儒称圣，释称佛，道称天尊，三教尽皈依。式詹庙貌长新，无人不肃然起敬；汉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历朝加尊号。矧是神功卓著，真所谓荡乎难名。”这幅清代关庙中的对联颇能概括关羽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巨大影响，形成了内涵丰富，影响遍及海内外的关公文化。关羽被儒道佛诸家思想所接受，并不断神化和圣化的原因在于，作为关公文化核心价值的“义”在中国传统价值系统中不可动摇的崇高地位。
关羽不过是三国时期的一位义士，他既忠昭日月、义薄云天、勇猛无敌、守信重义，又骄傲自满、刚愎自用，既是蜀汉大业的建设者又是破坏者，其道德上的标举和事业上的失败，皆由一个“义”字。推而广之，刘关张之所以能成三分事功是由于“义”，之所以未能兴复汉室也是由于“义”。然而，关羽身上体现的“义”不仅未被遗忘，反而为后人所推崇，并不断赋予新的意义，直至推上神坛，成为“义神”。关公文化内涵不仅十分丰富，而且现阶段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义士
关公文化的广泛传播和关公信仰的不断升温，表明了关公精神的不朽。他的道德人格已经穿越历史，成为万世典范和众心所向。他的成功是建立在自己的道德操守之上的。历史上的关羽首先是一个义士。史书《三国志》和后来的白话小说《三国演义》都详细刻画了“义”的化身——关羽形象。毛宗岗称关羽为“《演义》三绝”中的“义绝”。“义不负心，忠不顾死”，是忠义的化身。
《说文》：“义，己之威仪也。从我羊。”《说文段注》“臣铉等曰：与善同意，故从羊。”又云：“义之本训谓礼容各得其宜。礼容得宜则善矣。”《易·乾卦》曰：“利物足以和义。”又《说卦传》：“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古代汉语词典》有：合乎正义的行为和事情；合理的主张和思想；意思、意义；善、美；恩情；外形、风度等等多重含义。综合各种观点，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义”字涵盖了道德情操、行为实践、乃至风度仪容等多个层面的含义，是真、善、美以及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同时，“义”又是中国伦理最富于连结性的概念，诸如“忠义”、“孝义”、“节义”、“恩义”、“情义”、“仁义”等等。美国人鲁尔曼（Prof. Robert Ruhlmann）在《中国通俗小说与戏剧中的传统英雄人物》一文中专章论述了关羽，他谈到《三国志演义》时，也抓住“义”字发表意见说：“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小说中出现的由义这个字组成的不同的合成词，如‘大义’、‘忠义’、 ‘小义’等所形成的组词方式来找到证据。那么，从这种意义上讲，‘演义’这一术语，从惯例上讲用于文章题目，意思是‘意义的解释’；而出现在该小说的题目中则有不同的理解，意思是穷尽道德准则的各种不同含义。”不管是历史上的关羽还是民间传说中的关公，其“义”的内涵不仅仅停留在道德准则方面，而是在于穷尽道德准则、行为举止和外在形象的各种不同含义，是内在与外在的完美统一。
一方面，关羽具有忠勇、诚信的道德品质：关羽的忠心在于对刘备的始终如一。其武勇往往与张飞并提，关张成为武勇的代名词。被誉为：“汉以后称勇者，必推关、张。”《三国志·魏书》中常有“关羽、张飞皆万人之敌。”“关羽、张飞，勇冠三军而为将，则不可犯也。”《吴书》也称：“关羽、张飞熊虎之将。”晋代以后，南北朝之武将无不以关羽、张飞自比，以为“关、张之流，万人之敌。”清代史学家赵翼指出：“以上皆见于各史者。可见二公之名，不惟同时之人望而畏之，身后数百年，亦无人不震而惊之。威声所垂，至今不朽。天生神勇，固不虚也。”唐人诗歌也吟咏 “关、张敌万夫”，“汉将小卫、霍，蜀将凌关、张。”可知关、张始终以武勇敢敌，为人敬重。关羽的诚信表现在：尽管曹操多次以金钱、美女和宝马诱之，并给予高官厚禄。这一切都没有动摇关羽信守承诺、信守诚信的坚强意志，关羽任凭曹操使尽了各种方式，他都没有背叛与兄长刘备、三弟张飞的桃园盟誓；千里走单骑、出五关斩六将、古城壕边斩蔡阳-----终于回到兄长刘备的身边；尤其是关羽重义守诚、知恩图报，华容道义释曹操，虽犯军规，却赢得后人的高度赞誉。
另一方面，关羽还有对“义”的恪守与践履。比如为义而盟、守义而战、重义而动、护义而降、奉义而辞等行为都是其终生践行的体现。
综上可见，关羽是一个历史英雄人物，是一个从道德到实践的“义士”。中国历史上的“义士”不胜枚举，不同的是关羽是唯一一个从“义士”走向神坛的“义神”。
二、义神
关羽从“义士”走向“义神”，体现了中华民族“不以成败论英雄”的道德评价标准。《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唐孔颖达疏：“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立德指树立道德，即提高道德修养，给人们树立道德方面的榜样。立功的意思是为人民做了好事，立了大功。立言，就是以救世之心著书立说。此三不朽的价值理念，为中国知识分子普遍接受，成为后人为之不懈奋斗的目标和人物评价的标准。其中以立德最为重要。这一理念就奠定了“不以成败论英雄”的理论基础。一位英雄人物的价值在于其身上具有催人奋进的力量和万世标榜的精神，而能否取得外在的事功，则受到天时地利人和等客观条件的制约。中国历史上的项羽、诸葛亮、岳飞、文天祥等虽然没有取得事业上的成功，却丝毫不会动摇其英雄的地位，反而为其英雄形象抹上了一笔悲怆的色彩。关羽就是“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典型。关羽从一个历史人物逐渐被神圣化，是中华民族价值观的深刻体现。
关羽的“义”除了道德准则和行为实践层面之外，还有外形、风度之意。把关羽推向神坛的另一原因还在于其外在形象上的威仪，《三国志·关羽传》云：“羽美须髯。”世有“美髯公”之称。后世小说极尽渲染美化，使其成为“身长九尺髯长二尺，面如重枣，唇若涂脂，丹凤眼，卧蚕眉”的一位相貌堂堂、正气凛然的英雄形象，成为百姓心中正气与正义的化身。正是这种内在品质、英雄事迹和外在威仪的因缘际会，使关羽成为千古不易的“义绝”，最终推上了“义神”的尊位，其忠勇、诚信等品质成就了关羽的“义”，也使其“义”具备了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关羽由三国时期的“败军之将”取代姜尚成为“武圣”的漫长过程，反映出中华民族从“尚谋略”到“崇忠义”道德伦理观念的变迁。
中国社会向为多元神祇，无论佛、道两教，或是儒家供奉，民间地域、行业信仰，都颇庞杂。在中国名目繁多的各种本土神祇中，唯有关公信仰圆融了佛道儒三教，并覆盖了社会全部阶层，普及城乡，渐至四裔海外，成为传统伦理道德最大的价值符号。千百年来，关公信仰渐次成为深宫秘祀，文士趋奉；将士诚祷，农家祈求；商界虔敬，行业崇拜；警方护佑，江湖尊神。而门神护家，财神佑宝，海外更为虔诚，凡有华人之处，无不敬奉关公。总体而言，这些神化现象皆由关羽守护神的本意引申而来，不断被各行各业所改造，遂有了使关羽成为门神、财神、城隍神等不同的说法，走上了神坛。这些神格的出现，实际渊源于关羽的“义”的道德品格特点。“义”的道德品格除了能够给人以踏实可靠、满足保佑平安的愿望外，更具有精神上的凝聚力——商人们游走天下闯荡江湖，需要彼此相互照应，共同面对困难，因此他们喜欢仿照桃园结义结成异姓兄弟，而关羽的“义”更成为他们倡导的美德。商人供奉关羽另一个原因，那就是倡导诚信守义的职业道德，曾有乾隆时代商人们共同制定的行规保存在石碑上，其中对于欺骗顾客的行为处罚最为严厉，而处罚方式却又十分有趣，那就是罚戏。被判定有欺诈行为的商人要出钱请戏班来演出，关庙对面就是戏台。这种处罚也成为商人们讨好顾客的高招，精彩演出吸引大量人群顾客，使会馆也就成了一个大集市。晋商的足迹遍布中国，所到之处至少都有一所会馆、一座关庙、一个戏台，将这种义中取利的从商理念传播开来。他们在商业上的成功，更使各地商人相信，关羽是一位能够保佑财源广进的财富之神。同时，关公“忠、信、智、仁、勇” 都是其“义”的内在品质，而这几个字正是生意人所需要的生财之道，也是各个行业的行为规范。所以，后来市井百业争相供奉关公为本行的开山祖师和保护神。
关公神权不断被丰富，以致《道藏》收辑的《太上大圣朗灵上将护国关王妙经》中称关公为：“大圣馘魔纠察三界鬼神刑宪都提辖使，三界采探捕鬼使者，元始一气七阶降龙伏虎大将军，崇宁真君雷霆行符伐恶招讨大使、三十六雷总管酆都行台御史，提典三界鬼神刑狱公事大典者，提督刑案神霄大力天丁、三界都总兵马招兵大使、统天御地诛神杀鬼大元帅。”显然大大提高了关公的神权，道教亦借此增加其影响力，这也为其日后被明代封敕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关圣帝君”和近世台湾传出关公为“第十八代玉皇大帝”的说法奠定了基础。明代以后，村村设关帝庙，把关公崇拜推向极致。
三、义道
关公信仰的不断升温，反映了中华民族尤其是下层百姓对以“义”为核心的价值观念的肯定与祈盼，成为千百年来争相崇拜与践履的“义道”。对“义道”内涵的厘清，对于正确发挥其价值引导作用十分重要。
“义道”的内涵，要注意把握以下几个关系：
1、善与恶的关系。“义道”的核心内容是行善。《说文段注》“臣铉等曰：义与善同意，故从羊。”善恶分明是笃行“义道”的关键，只有在明分善恶的基础上，才能将“义道”落到实处，“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是对与“义道”这一层含义的精确阐释。
2、义与利的关系。孔子云：“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孔子主张“见利思义”，“义然后取”。 “义”是孔子衡量富贵是否可求的基本准则，见到利就要想到是否符合“义”。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孔子还曾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在义利关系上，“义道”要求保持正确的态度，强调重义轻利，先义后利。
3、知与行的关系。对于“义道”，不能仅仅停留在认知层面，更重要的是让认识指导实践。具体体现为对见义勇为、行侠仗义等优良传统的践行，即我们平时所说的“义举”，也就是涉及“义道”的事情，要做到义无反顾。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人物团体中，“义”都产生过不同的作用，人们对于“义”的理解和践行也具有很大的偏差。由于缺乏对作为中华民族核心价值“义道”的客观认识，缺乏正确导向，“义”所产生的价值引导作用，有积极的作用也有消极的作用。比如我国历代王朝将“义”与“忠”联系起来，推行“愚忠”思想，进行奴化教育；历代农民起义，无不是打着“义”的旗号 “替天行道”；就是土匪流寇、不法团体，也搞“忠义堂”“聚义厅”，也高举“义”的旗号，或结党营私或作奸犯科，危害社会。这些都是对“义道”的错误理解与运用。在市场经济高度繁荣的今天，人们也往往对于一些社会丑恶现象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袖手旁观，甚至善恶不分、同流合污，致使道德滑坡，“义道”缺失。所以，在新时期，重新挖掘“义道”，弘扬其核心价值取向，高举“义道”大旗，不仅十分必要且意义深远。
在“天人学”的“天人合一”这一哲学思想支配下的汉代儒学大师董仲舒认为“体莫贵于心”。他在《春秋繁露·为人者天第四十一》云：“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在《身之养重于义》中提出：“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 “义之养”要比“利之养”重要的多，只有“义”才是生命的根本。由此，“义”也成了“天理”“德行”的高度概括和生命价值的集中体现。 “天经地义”这一成语的广泛运用，深刻昭示了人间的“大义”正如上天的规律、法则，都是万古不易的常道，是绝对正确、不容置疑的道理。这一体系的建构深刻影响了汉末的关羽以及其后中华民族两千年的价值观，“义”成了没有种族、贵贱之别的广大民众共同的价值导向和精神追求。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关羽身上所体现的“义”有如下特点：第一，好汉不从二主。第二，言行为义而动。第三，重小义失大义，义气用事，不惜误国。“义”显然有着两面性的特点，其带有浓厚的个人义气的成份。“大意失荆州”其实是关羽因“义”害公之举，不足为训，作为“义士”的关羽，需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客观全面地评价。
走向神坛的“义神”关公，则是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反映了最广大人民的心理期盼和核心价值取向，已经积淀为民族精神的一部分，至今对我们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关公文化历经千载、不断积淀，具有丰厚的文化内涵，并且与时俱进，不断赋予时代新价值。国民党元老、著名爱国诗人、书法家于右任先生生前应南洋侨胞邀请，为当地关帝庙题写了一副楹联：忠义二字团结了中华儿女；春秋一书代表着民族精神。这言简意赅的文学语言浓缩了关公文化的精神实质及其现实意义。今天看来，关公文化的现实意义主要表现在：关羽的优秀品质以及精神纽带两个方面。
关羽的“义”的文化内涵也随时代的发展，产生了变化，成为新时期人们为人处世所恪守的道德准则，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上安社稷，下保黎民”的经世情怀也是新时期爱国主义的重要精神因素。
关羽由“义士”到“义神”向人们昭示了一个亘古不变的道理，那就是“义”作为传统伦理道德的集中体现，有“义”才能久远，行“义”才能不朽，一切违反“义”的思想和行为，都会为历史所抛弃，为人民所不齿。我们应该弘扬民族大义，舍弃个人和小团体的小义，不断将中华民族的民族大义发扬光大。
同时，关公文化已成为联结海内外华人的一种精神纽带，甚至影响到异域文化建设，成为全人类的文化遗产。澳大利亚总理约翰．霍华德在参加悉尼关帝庙建成 100 周年庆典活动曾言：我很荣幸地向所有信奉关帝文化的人们表示衷心的祝贺，对举办悉尼关帝庙建成 100 周年庆典活动表示赞赏。自上世纪末起，关帝文化的信奉者们对澳大利亚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新移民在淘金热时代来到澳大利亚，在各行各业辛勤经营，建家立园，特别是在悉尼。从那时起，澳大利亚的华侨们就在建设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如今这个社会已为世人瞩目。
至今，对关公文化的认同，体现了深厚的中华民族情结。海内外华人，仍然有关老爷、关帝君、武圣人、关帝公、关圣、恩主公、帝祖公等敬称，对于审视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心理颇具参考价值。这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宗教、伦理、哲学、民俗等相互作用，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关公崇拜实际上隐藏着的是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的建构过程。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物质文明的飞速发展，市场经济的观念对传统伦理道德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关公文化的深刻内涵也随之渐渐偏离。目前的关公信仰，多取其“保佑发财”之义，故其造像也变成一手持刀，一手捧着金元宝了。这一变化一方面说明了关公保护神的角色深入人心，另一方面也是对关公文化的片面继承。继承关公文化重要的是发扬光大其“义”的积极层面，使其成为当今社会的价值取向，只有这样，才能在全面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引导作用，才能使关公文化与关公信仰与时俱进，不断呈现新的生机与活力，让已经走出国门关公文化成为影响世界的“软实力”。
傅功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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