稷山县法王庙明代创修舞庭及庙貌图碑考论
《中华戏曲》 1999年00期
车文明
法王庙位于山西省稷山县城西约5里的南阳村，坐西朝东，现存建筑有正殿、朵殿、配殿、戏台、山门等。庙内存碑一通，高143公分，宽59 公分，方跌，笏头。碑阳为明成化十一年（1475）马宗海撰《法王庙创建舞庭记》（附1），碑阴为庙貌图，额题“重修法王庙记”，左右下角为助缘人姓名，无纪年（见照片）。
法王通常指佛祖（《辞源》、《汉语大辞典》），此处则指真武。《玄天上帝启圣录》卷一赞美真武“千变万化，为主教宗师”，“济物度人，无边无量”，“可谓大慈大悲普救无上法王也”【1】。山门上悬一匾，书“玄天上帝法王之庙”（“玄天上帝”详后）。碑首（阳）线刻三人，四周祥云飘荡。居中者披发光脚，面庞丰满，凤眼直鼻，颏下一绺胡须，长袍大袖，披肩玉带，右手执剑，端坐神座之上。下方绘龟蛇相交。左右二侍从皆长袍束带，左一人戴二梁冠，双手捧一卷状物（当为“玉册”），右一人戴并桃巾，跣足，一手端印。此与传说中的“披发跣足，面如满月，龙眉凤目，按剑而坐，脚踏龟蛇”的真武神一致，二侍者所持之物亦与玉帝赐真武“太玄元帅玉册，乾元宝印”的记载相符【2）。
真武本名玄武，北宋真宗时，最高统治者编造出一位神人————赵氏始祖玄朗，称为“圣祖”，于是“天禧元年……诏中外不得斥犯，遂改玄武、玄冥、玄枵之类并为真字，玄圣文宣王为至圣”（3）。
玄武起源于古代的星辰信仰。古人将全天连续通过南中天的恒星分为二十八群，名二十八宿，后来又把二十八宿分为四组，并以四灵来命名，即东方青龙，南方朱雀，西方白虎，北方玄武。玄武即北方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的总称。《楚辞·远游》中即有“召玄武而奔属”之句（4），《礼记·曲礼》也云∶“行，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注∶“以此四兽为陈象天也。”疏“朱鸟、玄武、青龙、白虎，四方宿名也。……玄武，龟也。”（5）《史记·天官书》“北宫玄武，虚、危。”（6）此外，《淮南子·天文训》、《汉书·天文志》并有著录。
至迟在汉代，人们便以灵龟作为玄武的象征，《楚辞·九怀·蓄英》曰∶“玄武步兮水母。”王逸注∶“天龟水神侍送余也。”【7】因民间信仰龟蛇为雌雄二物，所以在灵龟的基础上又加上蛇，玄武变为龟蛇合体。这一信仰的产生不会晚于唐代。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三载∶“朱道士者，太和八年，尝游庐山，憩于润石，忽见蟠蛇如堆缯锦，俄变为巨龟。访之山叟，云是玄军。’我娘幸蜀.“李靖正丰满王，《李泌王·朱公共》（8）.“美武，北方之神，龟蛇合体。”（9）
大约在宋代，真武神开始人格化。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九“朱雀、玄武、青龙、白虎，为四方之神。……后兴醴泉观得龟蛇（真宗天禧二年——引者注），道士以为真武观，绘其像为北方之神，披发黑衣，仗剑蹈龟蛇，从者执黑旗。"【10】洪迈《夷坚支志》景卷三、《夷坚三志》辛卷二、壬卷九亦有仗剑披发之真武神的传说。
道教产生后渐渐吸收民间信仰，将玄武拉入其神系，并尊之为贵神。《元始天尊说北方真武妙经》云龙汉元年七月十五日人间黑毒之气冲天，魔鬼流行，诸大众请天尊下凡收魔，天尊曰∶
不劳吾威神。此去北方自有大神，将号曰真武。……昔有净乐国王与善胜皇后梦吞日光，觉而有娠，怀胎十四个月，于开皇元年甲辰之岁，三月建辰初三日午时诞于王宫。生而神灵，长而勇猛，不统王位，唯务修行。……遂舍家辞父母，入武当山中修道四十二年，功成果满，白日登天。玉帝闻其勇猛，敕镇北方，统摄真武之位，……真武神将敬奉天尊教敕，乃披发跣足，踏膝蛇八卦神龟，部领三十万神将、六丁六甲、五雷神兵、巨虬狮子、毒龙猛兽，前后导从，齐到下方。七日之中天下妖魔一时收断，人鬼分离，冤魂解散，生人安泰，国土清平。【II】
《太上说玄天大圣真武本传神咒妙经》又谓玄武为老君变化之身，曾助武王伐纣【2】。《玄天上帝启圣录》进一步抬高其身世，说“玄帝乃先天始气，太极别体。············黄帝时下降托胎净乐国善胜皇后”【1】】。《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历代神仙通鉴》、《续文献通考》等书中均言真武为元始化身，太极别体。余象斗《北游记》又谓其为玉皇化身。真武之地位、身世如此显赫，当然不能再是龟蛇之类了，所以龟蛇被真武神力摄于足下，成为其部将。
现存《道藏》为明正统、万历年间编辑刻印。研究者认为有关真武的道经最早产生于北宋04），而刻于宋元符二年（1099）的《元始天尊说北方真武经》碑（5），也为北宋说提供了一条佐证。
玄武专祠，滥觞于唐代。唐张九龄《唐六典》卷七载“（宫城中内朝正殿紫宸殿）殿之北面曰玄武门。”李林甫等注∶“其内又有……玄武、明仪、大角等观。"【16】北宋时，在京城立醴泉观祀之，并发生过龟蛇显现的灵异现象。《宋会要辑稿》礼五之一四
醴泉观，旧曰祥源，真宗天禧二年闻四月诏拱圣营醴泉所，宜度地立观，以祥源为名。……观在京城东南，本拱圣营。元年，泉涌堂侧，民疾饮之多愈，故有是诏。……六月诏加真武号曰真武灵应真君。十月观成，凡三殿，正殿曰崇真，真武像也。【17】
《古今图书集成·山川典》第一百五十六卷“武当山部”收入宋代御制碑文两篇，一为宋真宗《加封元岳碑》，加号曰“镇天真武灵应祐圣真君”另一篇为南宋宁宗嘉泰二年（1202）《加封元岳碑》，特加封“北极佑圣助顺真武灵应福德真君”【18】。
元蒙崛起于北方，对北方之神玄武特加推崇。至元六年（1269）十二月，有龟、蛇见于京城西高粱河金水中，有司上奏，朝廷下旨建庙崇祀【19】。各地也纷纷仿效，创建真武庙。如平阳府（今临汾）即建庙一座20。同时，主流社会皆强调国家与真武之密切关系。翰林侍讲学士兼户部侍郎徐世隆在《元创建真武庙灵异记》中说∶“我国家肇基朔方，盛德在水”【2】。平阳路总管王恽亦云∶“我国家运开龙朔，帝发其祥。京都之建，神特显化焉”【2】。揭溪斯《大五龙灵应万寿宫瑞应碑》所记之朝臣回答元世祖有关龟蛇显现的召问说得更加明白∶“国家受命朔方，上值虚危，其神玄武，其应龟蛇，其德惟水。水胜火，国家其尽有宋乎"【2】到大德七年（1303），元成宗又"加封真武为元圣仁威玄天上帝”【24】，本庙名“玄天上帝法王之庙”即源于此。
明初，燕王朱棣以一藩王兴兵“靖难”，与天子战，胜负难料，于是乞灵于天将神兵。玄武为镇守北方之大神，首先受到祈祷。待登上皇帝宝座，定都北京后，朱棣极力尊奉真武神，下令在武当山、北京等地大兴土木，建庙崇祀，并在武当山（非真武不足以当此山）派专官督祀。他本人又亲撰《御制真武庙碑》、《御制大岳太和山道宫之碑》，对真武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唯北极玄天上帝真武之神，其功德于我国家者大矣。昔朕皇考太祖高皇帝，乘运龙飞，平定天下，虽文武之臣克协谋佐，实神有以相之。肆朕肃靖内难，……神之阴翊默赞……迹尤显著。〔25〕
《明史·礼四》载，南北二京均有真武庙，三月三日、九月九日太常寺遣官致祭，用素羞26。由于最高当局的倡导，真武信仰迅速遍及全国，香火大盛。南阳法王庙的修建，正是这一时代风气的反映。
入清以后，对真武的崇祀不减前代。顺治八年朝廷即将真武列入祀典，规定于万寿圣节日遣官致祭【27】。
玄武为北方之神，而北方属水【28】，龟为水母，水能胜火，故庙祀玄武可防水火之灾。这可能是世人崇拜的最初原因。到魏晋时，此神又被赋予主生死的功能。于宝《搜神记》卷三记述了“南斗注生，北斗注死”的故事（29），而斗星即北方七宿之首。编成于北宋初年的《云笈七签》卷一百二十一《道教灵验记》讲述了杜鹏举父母修南斗为其二子延寿的故事（30）。至于《元曲选·桃花女破法嫁周公》中，彭祖祷告于北宫七星真武神为其延寿三十年之事更是广为人知。此外，道教徒们编造的真武大帝“有妖皆剪、无善不扶”的法力，显赫的身世，对民众亦有极大的吸引力。南阳村善士李文远于法王庙朝夕躬奉香火（见附1），善男信女捐资修庙，“助缘兴工众社人等愿各家安乐”（正殿石柱刻字）等均折射出真武功能之迷人与当时民众对此神的期盼和信赖。
据庙貌图所示，本庙配享神还有九耀、七星、十帅、后土。九耀、七星当为九星七耀，耀又作曜。语本《黄帝内经素问·天元纪大论》∶“九星悬朗，七曜周旋。”唐李冰注∶“九星谓∶天蓬、天内、天冲、天辅、天禽、天心、天任、天柱、天英。七曜谓∶日、月、五星（金、木、水、火、土——引者注）。"（30）
十帅为道教神系中雷部诸神，主要有邓元帅、辛元帅、毕元帅、刘元帅、马元帅、关元帅、庞元帅、石元帅、吕元帅等320。据《太上说玄天大圣真武本传神咒妙经》，雷公电母亦归真武统辖【33】，所以在法王庙里给了他们一席之地。
后土，是与皇天相对的大地之神。因为其有由天阳地阴而生发出的主幽功能【3】，道教又把后土列为"四御"（玉皇大帝、太皇大帝、天皇大帝、后土皇帝祗）之一，所以以之配享真武庙也就不足为奇了。
庙貌图无纪年，碑阳刻于成化十一年。从正殿廊柱上“弘治十五年”（1502）刻字看，此庙在弘治十五年重修过一次，再对比图中捐施人与石柱捐施人姓名，多有相同者，而与碑阳维那头姓名则大多不同。由此可知，庙貌图为弘治十五年绘制。碑首正中刻“重修法王庙记”，两边各绘飞龙一条。庙貌部分，上部正中为悬山顶建筑三间，有柱头斗拱、大吻、火珠，明间拱眼题一“正”字，此为正殿无疑。左右朵殿各三间，均为悬山顶。三殿前为廊一排，共十一间，左朵殿明间题“九耀”，右朵殿明间题“七星”。廊前正中为一攒尖顶亭子，当为香亭。香亭左右为配殿各三间，单檐歇山顶，柱头有斗拱，次间直棂窗，明间题榜，一为“十帅”，一为“后土”。香亭前左右两角绘二狮子，狮子前为献殿五间，悬山顶。献殿前有香炉。再前为戏台，重檐十字歇山顶，上题“乐楼”。献殿及乐楼两旁为两排厢房，各十间，亦悬山顶。乐楼前为山门三间，悬山式，最前为一牌楼。山门及牌楼两边刻助缘人姓名。
图中所绘之正殿、朵殿、十帅殿、乐楼、北厢房、山门现存，有的已被后来改建，而香亭、献殿、后土殿及山门外之牌楼均不存。
正殿三间，悬山顶，四架椽。斗拱，柱头、补间各一朵，三踩单昂，耍头蚂蚱头，明间补间出斜昂。殿前加进深两椽之廊五间，稍间为门，通向后院。廊柱青石质，方形小抹角，均刻捐施人姓名，其中四根有“弘治十五年二月十六日”纪年。左右朵殿各三间，前与廊齐，悬山顶。以上建筑格局与庙貌图同，只是朵殿改建。北配殿三间，单檐歇山顶，斗拱形制与正殿、戏台上檐斗拱（详后）相同，整座建筑与庙貌图合，当为明代之物。北厢房五间，为后来改建，与庙貌图迥异。山门三间，硬山，两椽，脊枋题记∶“时大清同治九年岁次庚午月建，己卯十五日辛亥吉时己丑立柱上梁……。”
法王庙现存最华美的建筑要算明代舞庭了（见照片），庙貌图中题名“乐楼”。整座建筑坐落在1米高、15米见方的台基上，坐东面西，重檐十字歇山顶，琉璃饰脊，翼角飞起。台身面阔、进深各三间，东、南、北三面砌墙，四周为廊各五间，此即碑中所谓"三架转五"。西面两稍间砌墙成耳房，台口面阔三间。
台身面阔7.28米，进深7.77米，加前廊近10米。前檐无平柱，内无金柱，使演出场地宽阔无碍。四角有粗大圆木柱，素平础，三面檐柱砌于墙中。柱上承大额枋，正面额枋下又加小额枋。斗拱，柱头、补间各一朵，前檐无平柱，故变为补间五朵。五踩双昂，琴面，重拱计心，里转七踩华拱以便于承井字梁，跳头翼形拱。耍头蚂蚱头，昂嘴上翘，补间衬方头出头。角科相邻之柱头斗拱（正面为补间）上施抹角梁，梁上置大斗与实拍枋承井字梁。角科衬方头后尾插入抹角梁上之大斗中，其余斗拱衬方头后尾大多挑在井字梁下。井字梁上斗口跳三朵（中间一朵出斜拱），上托承椽枋，井字梁相交处有垫木承粗大之老角梁。老角梁后尾托斗拱与井字梁中间斜拱伸出之称杆及每朵斗拱耍头后尾共同托起第二层井口枋组成井字形框架，枋上斗拱承八条阳马相簇于十字檩上。其中一条老角梁下皮题记∶“时乾隆陆年六月初一日吉时换梁重修，施工□□□祈保合村吉祥。”
舞庭周围廊一架椽，廊柱为较细之圆木柱，鼓镜础。柱头斗口跳，单步梁出头，补间无斗拱。正面台口三间屋檐较高，平柱向两侧移动，以适应表演之需要。明间雕花阑额，挎活双凤戏麒麟，双狮戏龙等。次间刻卷草，柱头出卷叶耍头，上承平板枋。斗口跳雕花斗拱，柱头一朵，明间补间两朵。单步梁另一头插入内角柱与罗汉枋下之垂柱中，梁上承童柱托檩、垫、枋。垫板题记∶“时大清光绪十四年岁次戊子三月初三日辰时重修，谨志。”
总之，戏台主体和基本格局与庙貌图一致，“规模雄壮，制作工巧”（附1），当为明代建筑。廊檐及内部部分梁架为清代重修时更换，特别是台口挎活，更显出清代特征。
三
《法王庙创建舞庭记》曰∶“兴工于成化辛卯之仲春，落成于成化乙未之季夏。”从成化辛卯（1471）到成化乙未（1475），戏台修了四年多，真可谓慢工出细活了。
宋代戏台已无迹可求，元代戏台现存十余座，均在山西南部与东南部。大多为平面近方形，四角立柱，上承大额枋。前檐无平柱，有的后檐加平柱，山面加辅柱，台内无金柱。铺作上承抹角梁、老角梁，角梁上有井口枋或阑额与普柏枋斜角搭交，形成第二层框架，上再施铺作托第三层框架及藻井斗拱，中设雷公柱。屋顶大多为单檐歇山，个别为十字歇山式。入明之后，戏台平面由近方形变为长方形，一般为面阔三间，有的五间，进深大多为两间，也有的三间。梁架也由扒梁藻井式变为殿堂或厅堂式。如山西河津樊村关帝庙戏台，始建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重建于成化四年（1468），单檐歇山顶，通面阔三间，11.6米，进深两间四椽，8米。梁架用四架梁对单步梁前后三柱。翼城樊店村关帝庙戏台建于弘治十八年（1505），前半部卷棚式歇山顶，后半部硬山式。通面阔三间，9.4米，进深七椽两间，8.8米。前台用六架梁，后台用三架梁。南阳法王庙戏台台身建筑继承了元代戏台的传统，但又于四周设围廊，形成“三架转五”之格局，显得“规模雄壮”，胜元代戏台一筹，在现存明代戏台中独具一格，为明代戏台种类、样式的丰富多彩作出了特有的贡献，在中国古代舞台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像这类图、文、物三者并存的古戏台实属罕见，堪称戏曲文物之瑰宝。而碑中所记之建舞庭工匠苏亨也因文物的幸存而被我们重新注意，这位民间工匠如在天有灵，也应感到欣慰了。
“南阳为邑之巨里，人多乐善尚义，尤笃于事神”（附1）。舞庭的建置，在神庙里也变得不可或缺了。舞庭的功能是“陈列乐舞，奏格明神"（附1），这是中国礼乐、宗教文化的传统。神庙戏台，作为中国古代广大乡村戏曲舞台的最主要形式，贯穿了整个中国古代戏曲史。宗教活动在戏曲发生机制、存在方式、审美价值等方面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法王庙创修舞庭记》作者马宗海，是一位生员，生平无考。引人注目的是本县知县、县丞、主簿、典史、儒学教训等县衙几乎全部官员都碑中有名（或有姓无名），其中知县张谅，《光绪山西通志》卷一〇七“名宦”有传∶
张谅，河南鹿邑人。以贡士任稷山县。清介甘淡泊，优礼文士，布德施惠，吏民悦服。而革弊除奸，以严行爱，尤得惠人遗意。擢知吉州。祀名宦。（35）
众所周知，戏曲在宋元时因文格卑俗而为主流社会“鄙弃不复道"【36】。虽然元人也将"大元乐府"与唐诗、宋词并称【37】，但“乐府”指散曲，不包括戏曲。著名诗人杨维桢甚至认为元杂剧“辱国甚矣”（38）。入明以后，文人士大夫染指戏曲者日渐增多，人们对戏曲的看法也起了变化，在论述“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时，将戏曲也包括在内。张羽在嘉靖三十六年（1557）为《董西厢》作序时，首次将说唱文学《董西厢》纳入“一代之文学”的行列，并使用“北曲”这一既包括散曲，也包括剧曲的名称【39】。嘉、万时期的文坛盟主王世贞亦认为“所谓宋词、元曲，殆不虚也”【（0）。至于王室成员朱权、朱有煅对戏曲的研究、创作，内阁首辅邱潜创作《伍伦全备记》更是尽人皆知。主流社会对待戏曲的观念的变化，标志着戏曲地位的提高，而成化年间，作为一名“名宦”知县，带领自己的全部同僚，将大名刻在了乡村庙宇创修舞庭碑上，从一个侧面透露出这种变化的信息。
总之，《法王庙创建舞庭记》及《重修法王庙记》庙貌图，对研究明代前期北方地区戏曲活动情况及人们对戏曲的观念的变化都有重要价值。这一罕见的图、文、物三者并存的戏曲文物也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附1】法王庙创建舞庭记
南阳为邑之巨里，人多乐善尚义，尤笃于事神。善士李文远早岁于本庙朝夕躬奉香火，尝会里中长者议，欲于正殿前建舞庭一座，金曰∶“宜。”暨向善多士协忠致力，纂缘乐就。材料既备，乃请良工而梓匠。苏姓而名亨者欣然应曰∶“吾注意于斯已久，愿尽心竭力为之，不求其偿。”遂树舞庭三架转五，规模雄壮，制作工巧，廉隅整饰，无或尚焉。于是以陈列乐舞，奏格明神，有不宜哉?兴工于成化辛卯之仲春，落成于成化乙未之季夏。金谓厥工既毕，当有以昭永远。而本村周瑾，亦好善者，躬诣北山之巅，求取美石，付之能匠，磨礴成碣。爰俾不肖，敬录造意兴缘之始末，勒诸石表，庶使后之乐善君子有所观感云。成化七年岁次辛卯月建仲春，乙未日本县儒学生马宗海撰，本村张谦书，宁闰刊，黄士真画
知县张谅 县丞张衡儒学教训俞 致
主簿杨庆 典史苏,仕官席文 贺瑞 儒学生马儒 段明
维那头 姚达 张康 姚翊 姚学 张禄 周忠 姚深 姚选
姚四 姚峻 姚铎 姚付华 姚付昌 姚宁 姚秀 姚增姚敬 姚通 黄兴（九）姚五 黄盛 张义 姚十三 周义周虎 周祥 原安 原盘 原显 王垣 梁茂 梁有 阎盛 周瑾 姚弯 姚盘 原高（中）姚璘 姚广 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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