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十年（二）
50年至56年父母虽然工作学习辛苦劳累，却是他们一生中最美好的第二段时光，第一段美好时光是在广西梧州的几年，父亲作为商务印书馆梧州支馆经理压力不大，工作轻松，闲余时间不少。母亲虽然没有继续工作，但是父亲的工资足以满足他们两人的舒心惬意生活。到北京的这六年中，虽然父亲的工作压力陡然增大，加上自学俄文，几乎付出了自己全部的闲余时间，但是他心情愉快，因为回到了曾经熟悉并喜爱的翻译和编辑工作。母亲参加工作到了北京新华印刷厂总管理处和文化部印刷技术研究所，回到熟悉的印刷行业，并且和国内顶尖印刷专家共事，接触国内最新的高端印刷技术，母亲十分愉快。他们和全国的知识分子一样，身处一个崭新的火红年代，做着能体现自身价值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的事情。
刚到北京时，父亲在琉璃厂的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任副经理，住在新开路胡同，这儿离琉璃厂不远，父亲上班方便。后来父亲去国家出版总署工作，母亲去新华印刷厂总管理处工作，他们搬家到大方家胡同。1954年父亲参与筹办位于百万庄的建筑工程出版社，从大方家胡同到百万庄距离有十几公里，父亲每天上下班骑自行车要花费不少时间，不太方便。50年代开始，在北京的军队系统和中央各部委都陆续建了各自的家属区，百万庄、车公庄、二里沟一带是一大片中央各部委的家属区，胡同里的老北京人称之为“大院”。“大院”的居民操着天南地北的口音，是数量巨大的北京新移民，他们和当地老北京人过着不太一样的生活，各部委自建的家属区有各自的幼儿园、小学和生活供应系统，俨然是个“小社会”。大概是1956年左右，我家从大方家胡同搬到二里沟的建筑工程部家属区，三里河、车公庄、二里沟一带基本都是仿苏的苏式居民楼，每户有自己独立的客厅、卧室和厨房、蹲坑式卫生间。我出生于55年，之后几年，在二里沟上了建工部的全托幼儿园（周一去，周六回家），幼儿园的孩子没人会讲北京话，只会讲带着父母乡音的普通话。
北京三里河一带的苏式居民楼
二里沟附近有北京动物园、北京展览馆、莫斯科餐厅、天文馆，还有一条铁路，跑着火车。我喜欢坐汽车，父亲上班回来经常会带着我坐公共汽车，到了终点站再返回。周日父母带着我去动物园、天坛、北海等地游玩，去天文馆看天幕电影，当然去的最多的地方是动物园的猴山看猴子，看完猴子去莫斯科餐厅吃一顿西餐。我们在这些地方留下了不少照片。这几年的日子很是舒适，惬意。
1956年下半年起，一些城市和农村出现了少数人闹事的情况，少数工人学生罢工罢课，少数合作社社员闹退社。少数人闹事除了与国际形势的影响有关外，还同国内的经济发展有关。1953－1956年，我国进行了一五计划的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在改造期间存在着工作过粗、过急、方法单一等缺点，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部分群众的利益。这引起了一些群众的不满。
对于少数人闹事，中央认为主要原因在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对群众缺乏教育。因此，党中央作出了全党整风的部署，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发扬正确的思想作风，纠正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的思想作风。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中共中央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号召党外人士“鸣放”给党提意见，鼓励人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还提出“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口号，鼓励群众大胆说话，向党向政府提出自己的想法、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
建筑工程出版社迅速响应中央号召，传达中央文件，召开各种动员会、座谈会，领导们在各种会议上三番五次请大家尤其是党外人士给党提意见，给领导提意见，保证不抓辫子，不扣帽子。态度诚恳，让人感动。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和诚恳态度让大家感动，尤其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真切感到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的天地之别。在这种充分发扬民主的良好气氛下，不少人开始说话，提批评意见和建议，不仅通过会议发言还用大字报的方式，向党建言，给领导提意见，当然也有人从一己私利出发不是善意提出意见而是借机发泄个人的不满。
在“大鸣大放”过程中有两件事让父亲几乎成为右派。父亲是个谨言慎行的人，自知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曾是私营企业高级职员，再加上民主党派人士，应该夹着尾巴做人。他素来不愿意参与政治，在帮党整风的会议上没发过一次言，也没写过一次大字报。在一次帮党整风的会议上，出版社领导亲自点名要父亲发言，推诿不过，父亲便委婉的给社长（兼总编）提了意见：建议社长（兼总编）加强业务学习，提高审稿能力，走又红又专的道路。父亲本意想说几句冠冕堂皇的话应付应付算了，没想到针对某一位具体的人提意见犯了忌讳，这会使对方感到不快。社长为此颇为恼火，把这些话记在了心里。社长（兼总编）是一位老革命，在高小毕业后读了一个多月的初中便投身革命，1938年起在抗日根据地的新华书店做发行后期在“中国青年”刊物做领导工作。五十年代建筑工程出版社的稿件基本都是俄文、英文翻译稿，让社长（兼总编）去看懂俄文、英文原文，把住总编审核翻译稿件的最后一关无疑是勉为其难了。另一件事，出版社有两位同事写了大字报，说下班有事要先走，拜托父亲帮他们贴一下。父亲在“大鸣大放”中的这两件事，为他的后来埋下了不幸的种子。
“帮党整风，大鸣大放”运动在全国历时两个多月，大批群众（主要是知识分子）发自肺腑向党提出善意的批评和建议，但是也确有极少数人借此机会提出西方式民主和多党制轮流执政等错误主张。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各方都做了淋漓尽致的表演。57年6月，中央认为，“引蛇出洞”的目的基本达到，章伯钧（民盟中央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主席）罗隆基（民盟中央副主席）联盟”等五人成了中央级别的大右派，中央认定右派分子的大本营是民盟和农工民主党。
1957年6月26日，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孤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指示》。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反右斗争拉开了序幕。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首当其冲，成为反右运动的重灾区。民盟主要由从事文化教育以及科学技术工作的高、中级知识分子组成，是最大的民主党派。民盟中央三分之一的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都成了右派，当时著名的“右派六教授”：民族学院教授费孝通、北师大教授陶大庸、黄药眠、清华大学教授钱伟长、北京大学教授曾昭抡、人民大学教授吴景超，六人无一例外都是在民盟中担任重要职务的重要成员。父亲是民盟盟员，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又是陶大镛教授的同学、朋友，加上在会上的几句发言和帮人贴大字报的事（写大字报的人成了右派），自然被出版社“反右领导小组”认定是“准右派”。出版社的同事们陆续被“反右领导小组”约去谈话，动员他们检举父亲的右派言论。安排反右积极分子小组座谈会，搜集他的“右派证据”，封存他的办公室，撬开办公桌和文件柜，把笔记本和写有字迹的纸张一页页仔细检查翻看。父亲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从不谈论政治和评价他人，也没有记日记的习惯，“反右领导小组”一连多日深挖他的右派证据没有任何结果。
虽然在反右运动中，人人自危，生怕被扣上“右派”的帽子。为了自保，检举揭发甚至诬陷他人者大有人在。但是，父亲的同事包括他的搭档，副组长（部队团政委转业的王佐军先生）都认为父亲人品诚实，兢兢业业工作，没发现有右派言论。父亲从不得罪同事，也没有人对他做落石下井的事。“反右领导小组”仅凭父亲那几句发言和帮别人贴大字报的事情实在无法定他为右派分子，最终右派分子的帽子没能扣在他的头上。实事求是说，在反右斗争中，国家机关还是比较重证据的，不像在地方或基层单位，按领导的意图或个人恩怨便可以随意定某人为右派分子。
反右运动后，父亲的编辑组长职务调整为副组长，王佐军由副组长调整为正组长，这是可以理解的。反右斗争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统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解放后的大学生称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党外人士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基本都从负责岗位上撤换下来，这大概是党要保证绝对领导的需要。反右运动后，最大的民主党派——民盟陷入瘫痪，不再组织盟员活动，父亲自然和民盟断了联系。
父亲（前排右一）在江苏淮安下放劳动
1958年下半年，父亲等几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去江苏省淮安地区“下放劳动”一年。1958年农村大跃进浮夸风带来的恶果已经开始显现，人民公社的“共产主义大食堂”从最初的红烧肉大米饭到了吃糠咽菜阶段，公社和生产队浮夸粮食产量，不切实际的超交公粮，生产队原本不多的的粮食早已在吃食堂的过程中基本吃光，食堂能给社员吃的只有掺着野菜能照出人影的稀粥，下放干部和社员们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每天喝着稀粥，肚子饿的咕咕叫，干着挖河挑河泥的重活，好在县委领导还惦记着这些北京下放干部，每个月让他们去淮安城里学习一天，实际是去吃一顿饱饭。父亲一年劳动结束回到北京时，又黑又瘦，完全像个饱经沧桑的老农。干部下放劳动的政策让久居京城的干部们了解和体验了中国农村的贫穷与落后，同时也让他们看到了大跃进浮夸风带来的恶果，不过这些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否则，会带来比右派分子还严重的后果。
1959年，饥饿笼罩着全国，首都北京也不例外。虽然中央要求全国各地以“政治大局”为重，压缩当地人民的基本需求，全力支援北京。但是，北京调入的物资也越来越少，一度出现了库存用粮，不够维持6天需求的紧急状态。当时北京居民的口粮供应标准一减再减，婴儿3斤/月，少儿6斤/月，儿童8斤/月，成人21斤/月，细粮（面粉、大米）占20%，其余是玉米、白薯干等，在校大中学生、机关干部、重体力工种略有增加。59年每人供应3两油/月和2--5两肉/月，60年开始无肉供应。人们普遍吃不饱，营养不良。白菜帮子、萝卜缨子、玉米瓤子、杨树叶子等成为代食品。虽然居民供应紧张，但是北京是国家的“脸面”，政府推出高价食品供应以满足高收入阶层需要，饭店有高价肉、鱼菜肴，商店有5元/斤的高价糕点。父母的工资加起来近200元/月，家里粮食不够吃，星期天我们就到饭馆吃一顿，因为家离莫斯科餐厅不远，去“老莫”的次数多些。记得父亲有时周六下班后会骑自行车从西到东穿越北京市中心，去友谊商店买高价的枕头面包回来给我。总之，那时我家一共3口人，父母的工资每个月全部吃光，没有觉得经济困难给我家带来特别大的艰难。但是可想而知，那时低收入家庭的生活何等艰难。
国家的经济困难搞得城市不堪重负，中共中央决定在各级国家机关、党派、人民团体中进行机构合并，人员精简，压缩城市人口。1960年12月，在没有一点征兆的前提下，国家计委突然宣布中央级别八个口的工业出版社合并，以建筑工程出版社为基础，同煤炭、冶金、机工、化工、室友、地质、水电等八个出版社合并为中国工业出版社。父亲所在的建筑工程出版社领导找他谈话，说八个出版社的编辑部要合并，大部分人员要调出北京到基层去，你是编辑部的领导，要给大家起服从调动的带头作用。社里决定调你到陕西省陕南石棉工业公司，那是一个极有发展前景的石棉矿山，以后会成为一个新型的工业城市。石棉工业公司准备办报刊，你调去做报刊的编辑工作。父亲本来就很忠厚，再加上反右运动后，他那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履薄冰，都有一种危机感、自卑感和胆怯感，对领导只能唯唯诺诺。领导催的很紧，闪电般的办了调理手续。同时，母亲所在的印刷技术研究所也接到建筑工程出版社的公函，给母亲办理了随同调离手续（那时北京为了压缩城市人口，规定夫妻双方有一方调离北京的另一方也必须随之调离）。
父亲办理调动手续时，他的搭档，王佐军组长几次对他欲言又止，最后他送父亲一套线装本“唐诗三百首”以作留念。父母对这次突然调动感到不解，为什么父亲成了编辑部调动的第一人？为什么领导急不可耐的催促马上办理调动手续？这些直到1963年父亲有事去北京时见到王佐军先生才得到谜底，王佐军先生告诉父亲：“当年八个出版社合并时上面决定编辑人员留下，只调离发行和后勤勤杂人员。你被调离是社长的意思，因为社长对于你57年给他提的意见一直耿耿于怀。出版社所有编辑只有你一人调出。”几十年后，我从社长杨某在晚年写的回忆录中也证实了这一点：“当时没有哪个部门愿意管理合并后的出版社。后来还是建筑工程部把这个任务接了过来，以建筑工程出版社为基础，同煤炭、冶金、机工、化工、室友、地质、水电等八个社合并，成立了中国工业出版社。各出版社的编辑部门并不合并，仍由原主管部门领导。”
父母离开了北京，从此，父亲终止了他所喜爱并且做了20年的翻译和编辑工作，母亲也终止了她熟悉的照相制版和印刷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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